一年以来史学研究的内容有两点不足。一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忽略了非阶级和跨阶级因素，如生态环境、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从而把一部分史学研究的对象摒弃在视野之外，甚至作为唯心主义予以排斥。
二是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又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偏重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对象，对其当时的社会反响和群众意向缺乏真切的了解。
思想家的思想虽然是一代文明之精华，但又高于群众，未必被群众理解，为社会所接受，甚至湮没无闻，到后世才被重新发现。无视这种现象，进行纯学理的价值判断，有可能导致文化的理想主义，脱离历史的实际。
这两者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史学研究由于缺乏社会史的丰富内涵，造成学科建设的不平衡和研究内容的贫乏，这是史学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学科原因。
克服这种倾向，要在理论上匡正，还需要在学科建设上补偏，这对史学界是个迟到的任务，却是史学研究面临突破性发展的新的征程。
二按照通常的说法，社会史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难以与社会发展史相区分，所以又容易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取代。社会史的终极任务是什么？这仍然是需要探索的基本理论。
毫无疑问，社会史是以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社会问题为基本内容，它不同于其他史学范畴的特点，是在于突出社会的主体，以人的问题为研究中心。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习俗、生活、群体结构、文化观念的变迁都是研究的对象。古往今来，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风貌、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人际关系的组合又形成文化体系的特质和传统。
换言之，以研究人为主体的社会史的最高宗旨，是研究社会文化特质的形成、变易和流向的变迁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史则是社会的文化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相比较，范围甚广。社会史以全社会为研究对象；文化史则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方面。这两个领域最广阔的学科而又关系密切。
它们的区别在于，文化史是从文化的结构和功能上认识文化现象，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则从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方式上认识社会现象，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
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事实上，任何文化现象都是社会现象的反映，任何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的表现，只有经过多层次、多轨迹地深入研究，才能揭示文化或社会现象的本质。
例如，唐诗的繁荣是唐代社会的文化现象，从文学史上研究唐诗，重点是阐述唐诗的艺术成就、社会意义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诗歌为什么在唐代达到其他王朝所不及的高峰，一般并不深究或泛泛归于唐朝社会经济的繁荣，却不能回答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何以佳作迭出？
从文化史上研究则要注意其他意识形态对诗的影响。例如，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促使士大夫工于诗作；汉语单音节的语音易于朗朗上口流传；诗的艺术形式的成熟以及传统审美心理的积淀等诸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
从社会史上来考察，唐诗的文体是民众习见的流行语；内容多是社会人情的抒发和实景的描绘；唐人的社交惯于以诗会友、表意；猜谜语、宝塔诗、回形文等文字游戏在民间的流行。
市井艺人常以管弦配乐歌诗成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正是在唐代文化积累和社会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才滋育出唐诗这朵璀璨的奇葩。所以从社会史、文化史领域探索唐诗为什么成为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这比单纯从文学内在规律或经济背景上探索，更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得出真知。
又如，它源于重老的习俗。在古代西方和东方的日本，都有把老人抛入深山的传统，华夏民族则绝无类似传说。如果说这是农业经济不同于畜牧经济，由于重视先辈劳动经验的传授而重老的话，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还要从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和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中去探索。
这种观念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有助于封建王朝的稳定，但不利于社会更新，所以历代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都在法祖、反法祖的争论中得到明显的反映。
言必称三代、道先王，与小生产因循守旧的积习相结合使民族性格导向保守。宗法社会的瓦解使这些观念失去依存的支柱，可是未改造的小生产经济、宗法制的残余影响又使这种观念成为习惯势力，阻碍现代化的推进。
从社会史上研究这一文化观念的盛衰和变革，很难区分这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课题，也不需要这样区分，因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本身就是相互交叉、渗透的综合性学科。
三文化史和社会史都是从19世纪末随着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而兴起的近代历史学，这两者在中国具有共生共荣的特点。中国素以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更以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未中断为世界所罕见。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和难以解体，使得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成为历史学中的重大课题。漫长的社会历史，丰富的文化积累和儒家重视教化风俗的传统，都吸引前人在不同程度上注意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研究。
但是至近代，此二者从来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到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使史学研究的内容从帝王将相史转向民众史，文化史和社会史才成为新兴的科目，从而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阶段。
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促使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社会变革的前沿科学。20世纪初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批以省市地方命名的革命刊物，如《浙江潮》《洞庭波》《江苏》《云南》《四川》《关陇》等，召唤人们对国情、乡情进行调查，以唤起民众的爱国心，挽救民族危亡。
这样，从现实追溯历史，就促使了社会史的兴起。“五四”时期，一批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知识分子，以对祖国深沉的爱，从西方引进民主、科学的武器，反对旧礼教，批判旧道德，激起中西文化论战的高潮。
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在论战的各种思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切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又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某些可以认同的因素。
因此，很快被中国人接受，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大革命的失败，又使人们陷入对国情问题的思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能不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问题的争论延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共同规律，古代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近代中国是不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问题。
这场争论的高潮在30年代，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场争论的结束，不是学理上的终结，而是新中国的成立，以无可置疑的事实宣告了争论的停息，但某些学术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年后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中断又使某些问题长期无人问津。十年浩劫促使人们对国情再度进行思考，社会史应运而起，正是中国社会前进对历史学的召唤。
目前社会史的复兴，是以文化史热为前导，或者说文化史的发展必须要在社会史领域内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和深化。
经济、政治变革的趋势要求突破传统的社会观念，转变民族心理，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精神，促使人们热衷文化问题研究。80年代兴起的文化史热载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沉思和选择，具有宏伟的建设性和变革性。
文化史热中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五四”时期的老问题，并且一步步深化。其高于“五四”时期的突出表现是民族文化心理问题，成为最吸引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课题，并引起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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