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孔乙己的前身

科举制度也是多等级的阶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这些科举制度的等级也是社会地位的等级。在明清两代，童生指未经录取入学的考生。秀才指已录取为府、州、县学的生员，已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可以戴方巾，称相公，有资格到贡院参加乡试考举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始享有一点特权。秀才再爬上一个阶梯,中了举人,叫作“发了”，可称“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不做官，也已挤入特权阶级的范围。举人经过会试及殿试登第者称进士，那就可以在翰林院或中央政府的六部任职，并为以后进一步的飞黄腾达铺平道路。

周进字蒉轩，山东汶上县人，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当不上秀才。小说第二回以现实主义的细腻描绘，展示他在薛家集的塾师生活，用以概括这个老童生的困顿和辛酸。

薛家集的“元老院”听完夏总甲关于繁忙的吃酒工作的报告后，作出关于闹龙灯问题的决议,最后一项议程是教育，商议聘请一位塾师。夏总甲经多见广，既是县衙门的忙人，又是薛家集的绝对权威,经他推荐，议定聘请周进，过了灯节开馆。

开馆那天，薛家集的头面人物在观音庵照惯例设宴招待他。在一阵狗吠声中他出场了：“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无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一副落拓、古板的穷塾师肖像，连衣裳的补钉都有鲜明的批仿、坐冷板凳的职业特征。

这是多么精确的细节描写！

地主们特地请了集上的新秀才梅玖作陪客。这个少年得意的新秀才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对象来夸耀自己。他的“新方巾”与周进的“旧毡帽”恰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按年齿，他也许该是周进的孙辈，但在科举制度的等级上，他却比周进高一等，他的新方巾是周进巴望梦想了几十年而得不到的。他便抓住这个致命的弱点耍弄周进：入席时就用“老友(秀才)从来不同小友(童生)序齿”的“学校规矩”，制度的力量压低周进。

席间他恶作剧编一首宝塔诗：“呆，秀才，吃长斋……”用反挑的方式挖苦对方还不是秀才。就“吃长斋”又引发出“丁祭的胙肉”(每年春秋两次在丁日参加祭礼，并在祭后分领供肉，是秀才的权利和荣誉)梅玖旁敲侧击地讽刺周进之所以能保持吃斋，是因为没有资格像秀才一样享用“丁祭的胙肉”，他貌似恭维实则挖苦地说：“俺这周长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来，不怕你不开哩。”开空头支票似很慷慨，实则笑你现在穷！

周进是个用全部生命博取科名的人，“苦读了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这是他平生最大的恨事。梅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刺着了他精神上最敏感的创伤!偏偏众人说梅玖“发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预贺，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只得承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终不曾喝下去。明知是苦酒，但又不能不接，接了又无法下咽，眼泪只好往肚里吞。说不出的哑巴苦，其苦更苦！

果戈理的《外套》也写一个老受人欺虐的小人物抄写员：

“年青的官吏施展全部公事房的聪明才智来讥笑挖苦他”，可是他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却一声不响，仿佛他面前无人似的;这甚至不影响他的工作，当人们逗他的时候，他没有抄错一一个字。如果玩笑开得太难以忍受：老碰他的胳膊，妨碍他写字，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老欺负人?"

作者不仅让受欺虐的人物提出可怜的哀求和抗议，而且议论道：“在这两句话里面，在讲这两句话的语调里面，有一种奇异的感情，使人听起来不由得发生一种怜悯心。”紧接着作者又写一个青年，参加欺虐阿卡基，但听到这两句话后良心受到责备，感到“从这两句刺人肺腑的话中，使人听见另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啊。

一想到这里，这个可怜的青年就用手盖上脸，后来，他一生不知战栗过多少次，因为他看出人身上倒有多少非人的东西，在斯文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里面，噫，我的天啊，甚至在上流社会认为高贵正直的人身上，倒隐藏着多少残暴粗野的行为！"

这是世界文学中最富有人道主义的篇章之一，果戈理以自己的议论和烘托渲染，突出这个主题。吴敬梓写周进则纯用白描，不动声色地精确描绘主要人物的言行，“直书其事，不加论断，而是非立见”，作者既不直接出面议论，也不加枝添叶从旁衬托，但通过梅玖对老童生的欺虐，同样写出上流人物身上“隐藏着多少残暴粗野”。

吴敬梓也没写周进的求怜抗议，甚至一句辩解的话也没有，但从“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读者已可窥见人物心中的甜酸苦辣。阿卡基只是单纯地老实可怜，而周进心存执着的追求，迂执地幻想着自己也爬上梅玖那样的位置上去，多次的科场失败，只是造成他浓厚的自卑感，森严的等级制度，只是使他养成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麻木心理，对梅玖的欺凌，他不敢反唇相讥，因为他把科举制度看得十分神圣，决不敢亵渎这个制度和这个制度所规定的尊卑等级。但他感到“羞”，说明他的自尊心并没有完全泯灭；“羞的红一块白一块”，说明他也深味到屈辱的重量。他无法发泄，只能默默忍受，而忍受越久，心理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他的精神消耗就越厉害。

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就可以把周进踩在脚底下，发过”的举人老爷王惠，在周进面前就更加飞扬跋扈了。他拿班做势，神气十足，借评论梅玖的梦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举人身份，从政治地位上压迫周进；他故弄玄虚，说神道鬼，把自己的中举说成是福有独钟的“天命”，以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从精神上压垮周进；他趾高气扬，摆尽阔绰，“鸡、鱼、鸭、肉，堆满春台”，自己大吃大喝，让周进在一旁,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了饭，进一步从吃喝气派上压倒周进。周进完全被压扁了。

如果说，受庸妄子梅玖凌虐时，周进心犹不甘，还敢于僭他先就座，那么，在这位作威作福的王举人面前，他怀着敬畏之心和不可言喻的自卑感，就更加驯顺怯懦，心悦诚服了。王惠走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让“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这真不愧是天才的一笔。王惠不仅留下残渣剩屑让周进打扫，还留下穷塾师和阔举人两种生活的鲜明对照，让周进去仔细咀嚼、回味。

此时周进的内心感受如何？吴敬梓没有写，从后来周进撞号板的举动，读者可以自己反窥他此时的辛酸。像周进这样清寒迂拙的腐儒，如果在科场中爬不上去，不仅精神上要受到无穷的折磨，甚至连塾师的饭碗也难以保住。在薛家集勉强维持了一年，他终于被解聘，“在家日食艰难”，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

周进是孔乙己的前身，再过一百七十年，就会变成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成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

但在当时，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还没有寿终正寝，穷愁潦倒的周进，还把自己一生的荣辱完全系在它上面，当他来到贡院，见到因为自己不是秀才而无权沾边的号板时，不禁万感俱发，“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

被灌醒后，又连续猛撞号板，“满地打滚”嚎啕痛苦，“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他为何如此痛不欲生？作者不作议论，读者联系他在薛家集的遭遇，就可以自己找到解答:长久郁结在他心头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此时像冲破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一发而不可收。通过撞号板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作家把犀利的笔锋一直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缝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科举制度害人之深！

当几个商人答应出钱替他捐一个监生的资格，以便同秀才一道进场乡试时，他不顾羞耻，“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于是“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在一“磕”一“笑”之中显露了作者对他的鄙夷。从此他就中举人，中进士，授了部属，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又升国子监司业，真是一路飞黄腾达。到这时，当初残忍地作践他的梅玖却冒认是他的门生，并命令观音庵的和尚，把昔日周进贴在观音庵的对联珍重地裱一裱,妥善收藏起来。

真是三十年前水流东，三十年后水流西，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度下的世态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