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年出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首批电影音乐作曲家之一。曾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音协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等。从事电影作曲以来，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创作了《红旗颂》《霓虹灯下的哨兵》《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大量红色经典作品。年6月，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庆典”活动中，荣获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获得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
口述：吕其明
采访整理：王岚 徐有威
十岁的新四军小战士
年初，我刚满10岁，父亲携全家来到安徽淮南新四军二师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女兵，她们说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要排演三幕歌剧《农村曲》，急需要一名小演员，认为我合适，希望我参军。我母亲担心我太小，犹豫不决。于是便说：你们去问问他的父亲吧……剧团同志即去征询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很快表态：参军是好事，让孩子们到部队中去锻炼吧。因此，年5月，我和姐姐吕晓晴一起，参加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
当时，二师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中，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参军后，便开始经受艰苦战斗生活的磨练和考验。日夜行军、宣传鼓动、战地演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谓艰辛备尝。但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剧团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和呵护下，我们不仅学文化，也演戏、唱歌、跳舞和拉二胡。也是从这时起，我开始受到艺术的启蒙和熏陶。
年春夏之交，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教授由上海赴延安，途经淮南抗日根据地，“抗敌剧团”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请他到剧团指导工作。剧团每天挤出半天时间，请贺教授讲课、指挥训练合唱队，向他学习乐理、学习音乐基础知识……贺教授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待了三个月，对我的人生道路和艺术追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天晚上，皓月当空，万里无云，显得特别安静。忽然，从远处飘来琴声，我循声向村头的树下跑去，发现是贺教授在演奏小提琴，便轻手轻脚地坐在一旁，贪婪地聆听着。贺教授演奏的贝多芬大师的《小步舞曲》让我这唯一的小听众着了迷。一曲终了，贺教授可能察觉到我的心情，他亲切地问我多大岁数，父母在哪里，是做什么的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你要你父亲想办法买一把小提琴，你现在12岁，正是学琴的时候……听了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多么向往啊!是贺教授在我小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吕其明和他心爱的小提琴
年，我已经被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被分到音乐分队。从这时起，我师从管荫深同志学习贺绿汀教授编译的由英国著名音乐家普劳特所著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团里分给我一把小提琴，终于圆了我学拉小提琴的梦。尽管时间已经晚了整整5年，我还是高兴极了。
年5月26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跟随部队进驻上海，同年11月集体转业到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我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年，我被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专业电影作曲。年，我又被调回上影厂，开始为故事片作曲。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开始感到，自己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素材，更有很强的创作欲望，然而却苦于无法把想要表达的情感表现出来。我向组织提出希望能够得到学习深造的机会。年1月，我终于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在这里，老师们为我翱翔音乐天地插上丰羽，解放了我的“创作生产力”。
扎根民族土壤的 《铁道游击队》插曲
当著名导演赵明让年仅26岁的我为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作曲的时候，我感到既紧张又兴奋，这是对我的一种极大的信任和鼓励。我重新阅读同名小说，细细研读电影剧本，对影片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同时，又去鲁南微山湖一带，在当年铁道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采访采风，体验生活。
在讨论影片的音乐构思时，导演和我都认为，在影片高潮出现之前，由战士们演唱一首插曲很有必要，它可从另一侧面来塑造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影片中，游击队员被围困在微山湖的礁岛上，他们在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之后，已是日落西山的黄昏时分了。在战斗的空隙，战士小坡弹起了土琵琶，领头唱起了这首歌，其他的战士也随声和唱，表现了处在艰难战争环境中的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影片中具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性格的铁道游击队员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影片中所描写的虽然是铁道游击队员的形象，但是也使我联想起自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经常看到的那些身穿便衣、扎着子弹带、手拿套筒枪或大刀的游击队员，这些在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形象，也间接地为我提供了创作的依据。我觉得，从这些游击队员的口中，唱出的应该是一种语言通俗生动、民歌风格强烈的歌曲。这首插曲的创作，我没有选用一首现成的山东民歌为素材进行改编，而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山东民间音乐的学习研究和理解，重新创作出一首具有浓郁山东地方风格，既纯朴感人，也易学易唱，近似民歌的歌曲。乐思就这样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实践证明，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也是越有生命力的。
红旗下长大的我 眼含热泪谱写出《红旗颂》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诞生于60年代中期，创作首演距今已经有50多年了。回想当年创作《红旗颂》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红旗颂》的问世，“上海之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上海之春”从年举办以来，新人辈出，新作品不断涌现，已经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年2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对各演出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进行了研究。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钟望阳、瞿维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因此，一致决定由我赶写一部作品，黄贻钧先生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老前辈们这样信任我，鼓励我，对我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想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大胆地进行了创作。
创作中的吕其明
我在创作的酝酿、构思阶段时，经过反复思考，首先决定《红旗颂》以年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我一方面对乐曲的结构、创作手法、调性布局、和声配器等等作了周密的安排；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深深地陷入了对当年战斗生活的往事和自己在红旗下成长经历的回忆之中。
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红旗有着深厚的感情，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在井冈山的绿树丛中、遵义的城墙上、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旁、百团大战指挥所、淮海战役的阵地前，凡是有革命者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的父亲吕惠生就是千百万烈士中的一员。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的父亲在“七七”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年父亲举家投身革命，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和淮南联合中学校长，后任新四军七师皖江行政公署主任。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9月，在战略转移北撤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当年11月在南京郊区英勇就义，时年43岁。正是有父亲这样的千百万烈士为革命献身，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当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当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天安门广场国歌嘹亮，礼炮齐鸣，人流如潮，红旗似海，我的心情，是无比激动，无比喜悦，无比自豪的。这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一在我眼前闪过。就在这时，几十年来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音符在脑海中闪动。我不能不动笔了。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5月，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获得巨大成功。
年《红旗颂》首演
让普通听众喜欢听、听得懂《红旗颂》，成了这一器乐作品成功的另一关键。为了使交响乐这种西方音乐形式为中国普通听众所接受，我尊重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由地方戏曲和民歌所形成的欣赏习惯——喜爱听旋律。因此，我在音乐主题写作时，注重保持音乐的民族风格。但是，我并没有以现成的民间音调为素材，而是根据需要，吸收某些民间音乐的因素，采取更为概括的写法，使颂歌音乐主题具有较浓郁的民族特征、民族神韵和民族气派。
另一方面，从国歌中演化而来的主导动机或者称引子，在作品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乐曲开头到结尾，主导动机不断出现，使红旗飘飘的音乐形象自始至终贯穿全曲，与颂歌主题相辅相成，成为全曲的主体。因此，《红旗颂》的音乐形象非常集中、统一、凝练和鲜明。加上创作思维、美学追求、艺术风格，澎湃的激情、流畅的乐思与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形式得到高度的综合统一，使《红旗颂》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品。
为党为人民而写作 让作品伴随时代脉搏跳动
之前，我所创作的电影音乐作品大多反映革命战争和工业方面的题材，具有鲜明的英雄性和史诗性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荡漾开来，我的创作题材有了很大的拓展，创作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我为故事片《庐山恋》作曲；年，为故事片《城南旧事》作曲；年前后，陆续为根据巴金、曹禺、茅盾等作家的名著改编的故事片《寒夜》《雷雨》《子夜》作曲。在音乐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上，一方面，我在注意保持自己传统风格的同时，对一些音乐作品开始尝试用一种非传统的现代作曲技巧；另一方面，追求一种内在、深沉、单纯、洗练，更加富于意境美和人情味，也更加富有时代感的乐思和艺术风格。为电影、电视剧《焦裕禄》《巨人的握手》《毛泽东在南京》《把一切献给党》《桂嫂》《非常大总统》《魂系哈军工》等谱写了弘扬主旋律的作品。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年11月，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局邀请我创作一部作品。年初，我来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每天纪念馆一开门，我便去瞻仰安息在雨花台的英烈们，去反复体验和感受那种特殊的氛围，并多次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意见。那段时间，我好像进入了一座神圣而伟大的殿堂，自己的思想和灵魂都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净化，深深为之感动。回沪后，我用半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作品。上海交响乐团在著名指挥家陈燮阳的指挥下，一部有着15个乐章、长达60分钟，名为《雨花祭》的音乐作品诞生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将这个寄托着对革命先烈无限哀思、崇敬和缅怀之情的《雨花祭》音乐总谱，恭敬地存放在纪念馆中吕惠生烈士的遗像前，并在上面附了一个说明：作者吕其明系吕惠生烈士之子……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啊，父亲如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演出中的吕其明
就在《雨花祭》的创作临近尾声时，上海交响乐团也约请我为该团写一部交响音乐作品。当我构思这部作品时，回想解放上海时，牺牲了多位解放军指战员，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因此，在上海解放50周年之际，我写出了弦乐合奏《龙华祭》，以寄托对先烈们的缅怀、崇敬和赞颂之情。年10月17日，在上海交响乐团建团周年新作品专场音乐会上，《龙华祭》在上海音乐厅首演。
半个多世纪以来，是祖国、人民、党和人民军队，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为人民服务的作曲家，我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我创作的全部音乐作品中，95％以上都是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我不求我的作品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时代的脉搏跳动，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所钟情，这就是我的希望和追求。他们的认可和赞许是我最大的欣慰，也是对我最大的褒奖。正因为如此，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我来说，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来源/《口述上海：电影往事》
编辑/周奕韵
制作/丁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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