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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石鲁三幅代表作中宝塔山图式的形式分析和图像学解读
马敏
《转战陕北》《延河饮马》和《东渡》是石鲁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代表作，三幅作品均运用了宝塔山作为基本图式。宝塔山的图像属性，由低到高，第一层为其自然属性，它象征着石鲁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是他昨天、今天、明天的情感连接；第二层为其传统属性，它是山水画的载体；第三层为其本质属性，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当时国家政治等因素凝聚在画家和大众精神里的基本态度。宝塔山作为图像范式，承载更深层的图像学寓意，为形式语言提供更开放包容的载体。本文试图从宝塔山图式切入，深入理解这些作品，将其中丰富的时代信息、文化内涵和历史情境一一还原，挖掘作品背后的图像学意义，分析图像与形式语言的关系，重建石鲁的创作过程，探索时代名作中蕴含的图像力量和感染力源自何处。
石鲁；革命历史题材；图像学；《转战陕北》；《东渡》
国家层面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一向重视，但在市场化和思想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当今美术界如何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美术作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因此，从既往名家名作中寻求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不失为一种温故知新式的方法。石鲁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其《转战陕北》《延河饮马》和《东渡》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重建其创作过程，还原名作的时代信息、文化内涵和历史情境，探索其中图像的感染力，对今日创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石鲁在创作方法上十分重视典型性。他曾说：“所谓时代生活、时代精神，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如果不是近视眼，就要经常地研究分析整个过程，从过程中挖掘主题。单从当前的具体政策出发，仅仅看到今天干什么是不够的，还必须和整个革命生活的发展过程相联系，创造出能够概括这个时代的艺术典型。”[1]石鲁所认为的典型性也就是犹太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所说的凝结于艺术品中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宗教和一种哲学学说的基本态度”[2]。潘诺夫斯基宏大而概括的图像阐释，主要目的在于阐释艺术作为整体在时代中的内在意义，“通过进一步参照其历史范围内的其他现象来认识艺术现象也可以通过渗透于其经验存在领域的某种意识来认识艺术现象”[3]。而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则更强调探索画家个体创作本意以及特定作品表象下的文本意义。他的“方案重建”区别于潘诺夫斯基的“历史重构”，除了解艺术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之外，更注重搜集紧密围绕个案的背景、环境、传统等证据，最终目的在于挖掘图像背后的真实意图，还原艺术家的构思方法和艺术思想。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贡布里希的阐释方式更适合用来研究石鲁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环境与个性并重，形式与图像并重两个方面。
《转战陕北》（图1，以下简称《转》）、《延河饮马》（图2，以下简称《延》）《东渡》（图3，以下简称《东》）三幅作品中，《延》直接运用宝塔山图像（图4），另两幅作品则将宝塔山这一图像范式[4]隐入人物图像，二者层叠融合，前者为里，后者为表，蕴含更为复杂的寓意结构和艺术构思。宝塔山作为图像，其属性由低到高，第一层为自然属性，它象征着石鲁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是他昨天、今天、明天的情感连接；第二层为传统属性，它是山水画的载体；第三层为本质属性，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当时国家政治等因素凝聚在石鲁和大众精神里的基本态度。因此，运用图像学和形式分析的方法，从宝塔山的图式切入，能够深入理解这些作品，将其中丰富的时代信息、文化内涵和历史情境一一还原，挖掘作品背后的图像学意义，分析图像与形式语言的关系，重建石鲁的创作过程。
▼图1石鲁《转战陕北》纸本水墨设色×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石鲁《延河饮马》纸本水墨设色×cm▼
▼图3石鲁《东渡》线描稿纸本水墨设色×78.5cm▼
▼图4石鲁《宝塔山》纸本水墨15×20cm▼
一、宝塔山图式是石鲁“昨天、今天、明天”的情感连接
石鲁的创作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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