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雷家国在心,每一个名字,都是党

中共日照党史人物后代寻访系列报道之三

陈雷，原名牟春霆（—），祖籍日照奎山牟家小庄人，中共日照党组织早期领导人。年，同安哲、郑天久等人在济南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年10月赴武汉参加北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中共日照县委成立后，任组织部长；年10月，参与发动震惊全国的日照农民暴动；同年11月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年任天津、北京、华北五省联络局负责人；年后任延安中社部工读学校校长、陕北边区保安处驻绥米情报站站长等职；年任山东救济分会副秘书长；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青岛市军管会委员兼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检察署（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山东省纪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年8月病逝于济南。

陈扶江，陈雷之子。年出生于陕西延安，年随父母回到山东日照。—年在山东省保育小学，后就读于济南一中，年入伍。历经北海舰队训练团、北海舰队扫雷舰大队、上饶海军预校、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后任北海舰队扫雷舰大队某舰副航海长。年转业，年调入省机械厅船舶工业公司，后任山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年退休。

火种少年家国志

“父亲原名牟春霆，在化名陈雷之前，他还用过‘黄先生’等几个化名。后来，‘陈雷’成了伴随他一生的名字，哪怕在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没有把名字改回去。”陈雷之子陈扶江如是说。

“在父亲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看来，名字只是个符号，性命且不顾，何惜身与名。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们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五四风雷热血犹在，嘉兴南湖秀水泱泱，“红船”驶来，觉醒年代的春风渐渐吹进世人脑海……中华大地，风起云涌。

年，陈雷17岁。高小毕业后，跟随同乡从日照来到济南，在一家税务局里当职员。“那时和父亲先后到济南的，还有安哲、郑天九、丁观海等人。年夏天，在济南按察司街，父亲认识了丁君羊，经他介绍，又认识了邓恩铭等人，接受了进步思想。”

济南历下区一处幽静院落里，79岁的陈扶江对记者回忆道。伴着缓缓地讲述，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带我们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当时中共省委处在地下时期，为了开展党的工作，省委让父亲介绍几个进步学生。于是父亲将同乡的安哲、郑天九、丁观海等几人介绍给了组织。”

那一年，陈雷18岁。

“邓恩铭、丁君羊常讲一些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国家命运、青年前途等给父亲和他的伙伴们听，还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进步刊物给他们看，大家都很受启发。在邓恩铭等人的启发与帮助下，父亲他们几个日照老乡成立了‘少年日照学会’（属于党的外围组织）。每星期都会在齐鲁大学集会一次，主要学习马列主义，读《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以及鲁迅的小说等。”

在党组织的引导下，陈雷等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利用寒暑假和探亲的机会，回到日照家乡进行革命宣传，并把《向导》《新青年》等刊物推荐给家乡的进步知识分子，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在他们的影响下，范景蘧、郑平等日照青年知识分子接受进步思想的洗礼，在日照暴动前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很少和我们兄妹讲过去的事儿，都是断断续续地提到一些不涉密的，说得也不深。因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做地工（地下工作者）的，嘴比较严，保密已经成了他融入骨子里的一种职业习惯。”陈扶江说。

“父亲是我们兄妹最信服和钦佩的人。他的一生，历经烽火与坎坷，但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始终如一，毋庸置疑。最可贵的是，无论经历多少挫折和风雨，他都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精神，满怀希望与信念，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初心从未动摇。”

红色信仰、家国情怀……父辈的热血初心与一言一行，不知不觉化作家风传承，融入后辈的血脉之中。

革命血与火的征程

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那年初秋，因为革命需要，省委决定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父亲与安哲、郑天九、李平章等人被派往武汉。”也是在这一年，陈雷在邓恩铭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初，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父亲有幸现场聆听了毛泽东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演讲。”

不久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保存革命火种，陈雷等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年8月，父亲被派回日照老家开展农民运动，在牟家小庄，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年春，根据中共山东省执委指示，日照组建中共日照县委，安哲任第一任县委书记，父亲和郑天九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中共日照县委升格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四县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日照农民运动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日照暴动前夕，全县已发展多名党员和团员，建立了45个党支部。

年10月13日晚7时左右，日照大地上燃起了漫天烽火，南北两路农民暴动同时爆发。

“南路队伍在父亲和郑天九的率领下，攻占了牟家小庄、平台、安家湖、廒头、河套等大小村庄，收缴了地主的枪枝弹药，拉起了多人的队伍。16日，他们挥戈北上，准备与安哲率领的北路军会合。”

日照暴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河北省委发表《拥护山东日照的新苏区与红军》的声明，声援日照暴动。

暴动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与地主豪绅十分恐慌，韩复榘急调重兵对暴动队伍进行“围剿”，敌人兵力十倍于暴动队伍，且兵器优良，弹药充足，战斗十分惨烈。

“暴动失败后，父亲他们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于己不利，决定化整为零，疏散队伍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斗争。”

日照暴动是山东历史上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暴动，共坚持了13天，经历大小战斗30余次，人牺牲。

“革命之路，注定是一场血与火的征途。虽然那一年父亲他们的暴动失败了，但这次暴动使日照的劳苦大众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此，日照大地上革命火种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潜伏“听风者”的足迹

“日照暴动失败后，父亲遭到通缉，他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划着小船从岚山港到了青岛。那段日子，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跟我说，那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党！”

一路辗转，陈雷来到了上海。在那里，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在上海期间，父亲加入了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有段时间，他在国民党某部当文书，这份工作常常要烧一些文件。他若觉得哪些对我们党有用，就会在烧文件的时候把文件塞到炉灰底下，这样就能避免全部烧到。事后再找机会取出来整理好，发给组织，这让我党在后来的‘反围剿’中得悉先机。”

潜伏的日子，每天都仿佛游走在刀刃上。这是一场智力、勇气和运气的较量。

“有好几次，父亲都差点儿被捕。一旦他回到家中，发现屋子里有被动过的痕迹，就会马上搬家转移。听大姐说，有一次父亲就是从自家凉台上把她和母亲送到隔壁，才逃脱了特务的跟踪。父亲的机敏果断，一次次救了他和家人的命。”

年，陈雷从上海奔赴北京，后任天津、北京、华北五省联络局负责人。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获取了日寇在山东台儿庄地区的军事计划和作战部署，并及时将相关情报电告我党中央和重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相互之间有互通日寇和伪军情报的义务），在信息情报方面，帮助台儿庄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从黄浦江畔的风声，到台儿庄的炮火隆隆，也许，世人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属于“听风者”的足迹。

延安记忆中的那抹红

逶迤延河水，巍巍宝塔山。

延安，是共产党人心中永远的“红色圣地”。

“年，父亲奉命前往延安，先后任延安中社部工读学校校长、陕北边区保安处驻绥米情报站站长、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副处长等职。在延安，父亲待了八年，我就是在延安出生的。”陈扶江说。

“除了在交际处接待来宾，安保工作也是父亲的工作职责。整风、锄奸，那些斗智斗勇，惊心动魄，自不必说。”

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

“那一年我4岁，大部队撤退的时候，父母不方便带着我，就把我托付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这户人家有两个女儿，因为身在‘红色圣地’，耳濡目染下，他们全家都对革命很是向往。”

“后来，为了把我送到父母身边，他们牵了头小毛炉，把我放在驮子里。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和我的父母，可他们自己却回不去了，于是就跟着参加了革命。建国后，这户人家的两个姐姐一个在宁夏、一个留在了云南。后来每当聊起这段往事，都会笑着说：没想到当年给红军送孩子，还给自家带出了两个老革命。”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延安的颜色，是厚重的土黄，那是窑洞的颜色；同时也是火热的红，那是人们热情昂扬的精神风貌。虽然只在延安待了几年时间，但在父亲和我心中，那是我们铭记一生的红色印记。”

传承和平年代的坚守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建国前夕，父亲正在大连疗养身体，多年的战火和天南地北地奔波，让他落下了一身伤病。那时组织问他：今后希望在哪里工作？他说，我想回山东老家。”

就这样，伴着新中国的成立，陈雷回到了山东，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

“以父亲的资历和人脉，如果他想走关系，那么他的待遇将远不止于此。但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家人谋取好处，也不在意职位高低和个人的得失荣辱，他只一心想把党的事业做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新中国成立后，陈雷先后任山东省人民检察署（即后来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山东省副省长等职，但他的性格和脾气从未因职务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耿直依旧，廉洁依旧。

“‘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和革命志士，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只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只要国家兴盛、人民幸福，一切都值得。’这是父亲常说的话。”陈扶江说。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很忙。我们兄妹几个长大后，外面基本没人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谁、是做什么的，我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老百姓。”

“父亲退休后，每当有领导来家中探望他，他都会把我们几个子女打发走，从不让我们跟着露脸‘沾光’。我们兄妹的工作，父亲也从不过问，都是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既不干预、也不帮衬。”

年，陈扶江20岁。

“那一年，台海局势比较紧张。很多人怕有危险，拦着家里的孩子不让去当兵，但我正是那一年入伍当了海军。当我把自己想参军的想法告诉父亲时，他没有拦着，只说：‘如果你决定了，就去吧。’他是个很通透、豁达的人，在他心中，家国大义，永远排在第一位。”

“父亲病重时，老家有人来看他，拎了点儿茶叶。他临去世前，特意叮嘱我，让我把茶叶钱给人家送回去。母亲曾担任过省轻工业厅的厅长，找她办事、来看望她的人也不少。但哪怕只是瓶啤酒，她也得把钱给人家。”

“正确的方向，艰苦的作风，胜利是我们的，马进同志。”这是毛主席写给陈扶江母亲马进的亲笔题词。

“多年来，母亲始终按照毛主席的题词精神为指引，艰苦的作风一生没变。”陈扶江说。

“父母的清廉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党性。这种党性和家国大义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人。在我看来，这就是父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如今，陈扶江也将这笔“财富”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女们。

“我常和孩子们说，祖国是我们的‘根’，爱国是底线，无论什么情况下，心中都要装着家国百姓，绝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只有祖国好了，个人才能好、才更有底气。我们这些经历过山河破碎的人，往往更明白和平年代与祖国富强的可贵。”陈扶江如是说。

“父亲的理想信念，我始终记得。直到现在，我都可以摸着良心说：从没做过有违党性的事儿，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无愧党和我们的国家、人民。”

一个人，一个年代，一个缩影。

他是陈雷，他是牟春霆，他是黄先生……他和许许多多的“他们”一样，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传承；铭记，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青春、热血和汗水倾注在脚下的土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硝烟散尽，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光阴荏苒，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回首望去，“家国”二字，始终镌刻在心间。

来源

黄海晨刊

原标题：《追忆陈雷：家国在心，每一个名字，都是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