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老子说：“大巧若拙”；金庸说：“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文虽不同，其意相近。真正的剑法高手，从不会依赖剑的锋利而取胜，所以曾国藩一生不打“巧仗”，而是老老实实行于拙朴，“结硬寨，打呆仗”，却让对手难以招架。越是简单的招式，就越是难以破解，因为功夫都在招式之外；可以被破解的，仅仅只是招式而已。所以“大巧若拙”。当拙到没有招式的时候，就无法被破解，而只能硬接。这个时候什么计谋花招巧活儿都没用了，所谓“一力降十会”，一力破万法。故而最大的灵巧，就是拙朴，从巧到拙，已经是发生了质的跃迁。只有质量上不来，才需要去取巧。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忌与齐王赛马老是失败。后来他在孙膑的指点下，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中等马对下等马，下等马对上等马，终于取胜。齐王对这个结果很是意外，这时田忌把孙膑的计策讲了出来，齐王觉得孙膑是个人材，便在王宫召见孙膑。孙膑见了齐王，齐王向孙膑请教兵法。孙膑说，在双方实力相当时，对策得当可以战胜对方；在双方实力相差很远时，对策得当也不过能减轻损失罢了。也就是决定胜负的，最终还是实力。倘若齐王的赛马比田忌强出太多，已经到了中等马可以战胜对方上等马的地步，那么孙膑就算再有妙招，也无计可施了。况且双方赛马之前，已经约定好上对上，中对中，下对下，孙膑使诈不守规则才得取胜。这种胜利，只是取巧钻了规则的空子，可一而不可再，并不值得推崇。孙膑心知肚明，自己虽然赢得了赛马，但并不能掩盖田忌的马整体素质低于齐威王的马这个事实。故而他当面向齐王表明，只是为了提醒齐王：如果因为投机取巧取得了胜利，就去依赖智巧而忽视了马本身，这才是本末倒置的行为了。所以极力表现出“巧”的，往往反映的是自身的缺陷。拿中国古诗来说，真正的传世之作，都是意境取胜，又哪里会去依赖对仗的工整、文字的佶屈，什么“烟沿艳檐烟燕眼”之类的作品，不过是博一笑的杂耍而已。中国古诗精巧的花样不少，比如诗里有“堆絮体”（将前句借作后句的前半部分，如迭棉堆絮、“联珠诗”（用前一句或前联的结尾词语，来做后一句或后联的起头）、“藏头诗”、“十二属诗”，再难有“离合诗”、“宝塔诗”、“盘中诗”、“连珠体”、“回文体”，更离谱的是还有“璇玑图”。璇玑图作者苏若兰据说是魏晋三大才女之一，总计八百四十一字，纵横各二十九字，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迭一字读均可成诗，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不等。整图回环反复读起来，可得诗首。明朝又有人推出首，往后竟有人推出首之多。但众所周知的是，在诗坛里名垂千古的是李白杜甫苏轼，不是苏若兰。尽管她将文字游戏玩到了极致，但终究只是文字游戏。璇玑图得诗三千多首，却没有一首能比得上苏轼的《水调歌头》。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路很平坦，人们却喜欢去走小路，投机取巧走捷径。但捷径不是大道，所以很容易走偏，遇险。喜欢以小博大，喜欢以巧胜强，喜欢行险取胜，一次失败便足以遭受灭顶之灾了。人们为什么会以善于钻营，善于投机取巧为能力呢？所谓“智慧出，有大伪”，智和巧的兴盛，其实是道和德的缺失，是人们失去了自然的心态、丢失了朴实的根基的结果。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所以会浮躁、急功近利；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所以会心中不稳、不定，而走上偏邪小路。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丢失了自己根基的人，就像无根之木一般，连长久都做不到，又拿什么来成大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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