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顾准
穷天地之法，通古今之理，成磅礴之言！
我国著名学者钱理群，曾将一本名为《顾准文集》的书同《鲁迅全集》相提并论，他说：
“这是20世纪两个‘真的人’写的‘真的书’。”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曾为当年不敢出版《顾准文集》而深感愧怍。
多年以后，他为此忏悔：“我是一个怯懦者......”
当外国友人追问沙叶新：
“你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以往那些受迫害的日子里，怎么沉默无言？你们为什么不思索、不控诉、不怒吼？你们究竟在干什么？”
这位著名的剧作家顿感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直到他通读《顾准文集》，才知道“在屠刀前仍有不屈的头颅”。
顾准？他是谁？
为什么著名学者将他推崇到与思想巨擘同等高的地位？
为什么出版界的大师在他的著作面前，反省人性的怯懦？
为什么他能凭一己之力，在那个黑白颠倒、人鬼莫测的年月，替一代知识分子洗刷了身上的耻辱？
为什么这个人能创造了两项历史：
中国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人；
中国第一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
为什么妻子铁了心和他离婚。五个子女义无反顾的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临死前都不去看他一眼？
他身上有太多的谜团等待揭开，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说这个“谜人”的真实故事......
会计奇才年7月1日，顾准出生在上海陆家浜顾家湾。
小时候的顾准极有个性。
一次，老师看了他写的诗，嗤之以鼻，批道：“狗屎、猫屎，臭不可闻！”
顾准看了批语，当众撕毁作业本，高声道：“既然臭不可闻，为什么还要留它！”
顿时，全班愕然。
有如此决绝气质的人，不是莽夫，便是奇才。
中华职业学校顾准中学就读于以“民主科学”为办校宗旨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
但仅读一年，就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休学。
中华职校的老师王志莘非常怜惜这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便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同学潘序伦。
潘序伦，中国会计学之父。拥有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20世纪初，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事务所。
12岁的顾准最初的工作是打杂，负责为客人端茶倒水和投递信函。
慢慢地，潘序伦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小孩子不论干什么杂活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懂几句英语，于是便把刻写蜡纸的活交给了顾准。
每天三千字，那只握着铁笔的小手，恭恭敬敬地在蜡纸上移动，经年累月，顾准居然可以把会计讲义倒背如流，还不时发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潘序伦恍然大悟：“原来千里马就在眼前！”
潘序伦和顾准在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潘序伦支持下，顾准的天才得以彰显。
16岁，走上讲台，为比自己大十几二十几岁的学生开讲会计学。
19岁，独立编写一部《银行会计》，这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一时风靡各大院校。
投身革命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已将民族存亡的命题摆在了青年顾准面前，
那么，“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那纸令中国不败而败的《淞沪停战协议》，便似一把利刃，正慢慢逼近顾准的胸膛。
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武装自卫会”，因表现突出，被宋庆龄委任为上海市分会主席。
就在红军节节败退，像鸭子一样被蒋介石赶进无际沼泽的时候，
20岁的顾准却坚定地站在党旗前，举起了拳头，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严格遵守党的命令，没人比他坚决，没人比他不计得失。
当时，顾准的月薪已高达元，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会超过24元，顾准绝对称得上“金领”。
但党说要他辞职蛰伏，他就毫不犹豫地请辞，令潘序伦仰天长叹：
“如遭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
党说抗日需要支持，他就出面说服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把一千件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献给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
党说根据地需要你，他就辞别老母妻儿，跋涉千里，南下苏南根据地，北上延安宝塔山......
上海滩的财神新中国成立，顾准欣喜若狂。
年仅33岁，他便接过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的帅印。
要知道，当时新中国三分之一的财政来源都要仰仗上海市。
而摆在顾准面前的，则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工厂还在维持开工；面粉业的产量只有内战前的十分之一；轻工业几乎全面瘫痪。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顾准筚路蓝缕，不舍昼夜。
他工作效率惊人，最高纪录一小时写就70页的讲稿。
他能一边主持财政局会议，一边写税务局年报，一边摘记别人发言，一边还往嘴里扒拉几口饭。
下属无不赞服，都说“我们的局长有三个脑袋”。
顾准没有一点官架子，事必躬亲，秘书陈新华看不下去了，主动要求帮他写报告，顾准却反问：
“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然后继续埋头疾书。
作为上海市的当家“财神”，顾准手过的金钱何止千万，但他从不给自己留一个铜板。
政府给他家分了大房子，母亲看着满屋奢华的硬木家具，爱得擦了一遍又一遍。
而顾准硬是跪在母亲面前，把家具统统搬走。
他结合上海工商业实际，推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税收策略，大大增加了税收。
然而中央某些领导却不顾事实，坚称这一做法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
顾准不畏强权，依然我行我素，对中央几次三番的斥电置之不理。
尽管后来，在上海市长陈毅和陈云的力挺下，真理打败了谬误，但从此顾准得罪了中央某些领导，坊间开始流传：
顾准这个人不服用。
“大老虎”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年，风起云涌的“三反”运动在华夏大地上演，反什么？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如果说“不听领导话”算作“官僚主义”，顾准绝对是一等一的“大老虎”。
“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这是最终的处分决定，顾准眩晕了......
三反运动两年后，顾准被调到洛阳工程局任副局长，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项目——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建设。
顾准仍然保持着自己雷厉风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他见施工队已经聚齐，但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却迟迟不到，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也为了更好的运输工程材料，顾准决定先修路。
没想这下惹恼了教条的苏联专家，竟狠狠地告了他一状。
到了冬季，洛阳市委为了突出政绩，强令施工队施工，顾准几次谏言都被置若罔闻。
无奈之下，为了不让民工们挨冻，顾准请求上级调拨草帘子给工房保暖。
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个手下竟马虎得将草帘子的数量多写了一个零，造成极大浪费。
事后，顾准承担下了全部责任，又背了一个党内警告。
他心灰意冷，郁郁回京。
先申请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调到中科院经济所担任研究员。
明哲保身人人都知道，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然而，一个副局长到底算“穷”还是“达”？
有些道理说得漂亮，但在实际中就难于界定。
而顾准，只是遵从自己内心的良知而行，孰是孰非不必苛责。
独具慧眼无官一身轻的那几年，是顾准从一个财务专家蜕变成一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重要时期。
分析苏联的问题，他敏锐地发现：
“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苏联鼎盛发展的三十年。但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可结果却是发展助长了粗暴的统治。”
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他反对毛泽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的论调，提出：
“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新现象。我们的问题是科学地论证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深闭固拒，不加理睬。”
对于当时大行其道的计划经济，他写出一篇惊世骇俗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文中，他预见性地提出中国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首次被提出，比中国大多数人意识到这一点整整提前了三十年！
与哥白尼的学说，柏拉图的哲学一样，顾准是那种不管他到哪儿，哪儿就有谬误的人。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的能力也是一种折磨人的能力。
它虽然了不起，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恩赐，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惩罚。
猪脑的点子顾准的惩罚来了。
年，顾准被打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河北赞皇县劳动改造。
面对如火如荼却荒唐无比的“大炼钢铁”运动，顾准嘀咕道：
“什么炼铁？一场蛮干罢了，不讲科学！”
到了年，顾准又被下放河南信阳地区的商城县劳改，从而使他见证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祸。
据统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约万~万人。
其中最惨烈的省份是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万人，死亡牲畜74万头，荒废土地余万亩。
而在河南省，最惨的当属信阳地区，这个曾经的“鱼米之乡”，饿死多万人，许多乡村几近绝户。
一时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顾准之所以活下来，并不是因为他幸运，而是因为他可以享受中科院职工的粮食配给。
尽管也险些饿死，但与周遭的地狱相比，劳改队则是天堂。
他在日记里写道：
“柳学冠家母亲、弟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
“昨晚附近路上到尸二起，系工地民工.....”
“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多个......”
面对这等人间惨剧，顾准没有简单的将其归咎于某个人的罪过，而是以其深邃的思想，入木三分地指出造成这一恶果的根源：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就普通个体而言，顾准反对“学雷锋”，他告诫青年人：
“应该允许平凡人不当英雄和楷模，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一个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顾准的思想就是那么深入骨髓，一经提起，就会促使人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再做一次右派不久，中科院怕自己的人在当地被饿死，便将商城的“右派”们急调回京。
但顾准的心却始终无法平复，他不顾黑云压城的政治风暴，再次撰文呼吁：
“目前在我国应大力提倡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仅顾准，当时中科院经济所里还有不少硬骨头：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林里夫......
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渗透着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沉思，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年2月，顾准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中国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人！
在京郊周口店劳改期间，连续的高强度劳动摧毁了他的身体，全身浮肿，难以下床，顾准第一次听到了死神的召唤。
即便如此，他还经常被红卫兵拉出来批斗，当众毒打。
一次，他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但红卫兵还嫌不过瘾，抓起一块砖头狠狠砸向他的脑门，只听“砰”的一声，顿时血流如注，顾准当场昏倒。
可醒来的顾准却仰望苍空，一阵冷笑。
他突然想通了，自己要活下去，用余下的生命去探究这吃人的“革命”到底从哪而来，又往哪而去？
年，中科院怕顾准被红卫兵打死，将他调回所里，但不允许回家。
离婚思家心切，顾准借回家取布票和布鞋的机会，再次走进了久违的家门。
顾准是在立信夜校认识妻子方采秀的，当年顾准是业务精湛、风趣幽默的老师，采秀是勤奋上进，善良乐观的学生。
可这次再见妻子，他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采秀满口的牙齿都已被打掉，面容憔悴得已不成人形。
顾准心如刀绞，不知说什么才好。
而那个曾经对他关怀备至的妻子，此时却冷冰冰地对他说：
“你，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
妻子的声音已经颤抖：“我们离婚吧！”
顾准全家福回到经济所，顾准辗转反侧，岂能入眠？
眼前不断闪动着妻子凄楚的面容，脑子里不停回放着两人相濡以沫的过往。
为了不再连累家人，顾准含泪和妻子离婚。
然而，一个月后，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封薄薄的家书带来一则五个子女联合签署的简短声明：
“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
顾准翻译的熊彼得的著作尽管如此，顾准仍然坚持给妻子写信，因为在他内心还抱有一丝期许，寄望在挺过漫漫寒冬后，能够复婚；
他仍然坚持翻译国外经济学著作，因为他天真地幻想，以后还能用翻译的稿费补贴子女。
此刻，他不会预料到，不久之后，自己会仰天长叹一句：
恩断义绝，以至如此！
因为子女们把他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了经济所，切断了最后一丝联系。
此刻，他更不会预料到，他与妻子再难复婚，因为已是人鬼永隔，生死两茫。
方采秀自杀了，喝了家中的消毒水，留遗书：
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思想成熟妻子去世一年半后，军宣队才告诉他这一噩耗，但时间、地点、死因、后事一概不说。
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我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嚎......”
他买来白布，做成枕套和被套，“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生的。”
他还买来一盏有两个绿色灯罩的双头台灯，因为“坐在灯前，感觉秀就坐在我的身边。”
从此以后，顾准也再无所惧。
当造反派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问他：“服不服？”
他怒吼：“不服！”
造反派又一顿猛烈殴打，揪着他的头发再问：“你到底服不服？”
他高昂着头，轻蔑地说：“我就是不服！”
每次批斗完，他就拍拍身上的泥土，洗洗脸上的血沫，继续坐在那盏双头台灯前做着自己的研究。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顾准已身染沉珂，癌细胞已从肺部扩散到全身。
而他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辉煌巨著腾空出世。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稿其中的观点，即便今天读来都觉振聋发聩：
“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消除片面性的解毒药。”
“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元化评价说：
“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怀憾而逝年，顾准的晚期肺癌全面爆发。
11月，病情已严重到每天卧床吐血三百毫升的地步。
此刻，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再看一眼孩子们，为此他做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让步：
在一张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以便摘掉“右派”的帽子。
顾准签名时，留下了备受煎熬的眼泪，他对弟子吴敬琏说：
“真是奇耻大辱啊！
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见见我的孩子们，也是想，这样或许多少能改善一点他们的处境。”
可怜天下父母心，也不过如此吧。
偏偏天不遂人愿，直到顾准撒手人寰，五个子女也没有露面。
......
顾准去世5年后，他的子女们终于幡然醒悟，如今已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诚如他们的忏悔：
“逝去的已不能复生，然而我们奋斗之成果，或能在他们的灵前献上一朵小百花。”
顾准去世20年后，凝聚着他智慧与心血的《顾准文集》也终于出版。
人们这才知道，早在50年代顾准即已首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履险犯难，奋袂而起，
他才情卓越，浩气凛然，一蓑风雨任平生。
追求真理，义无反顾，
他似春蚕，如红烛，替一代知识分子洗刷了身上的耻辱。
顾准虽然孤独，但并不落寞，
感谢他照看着我们的内心，使它得以时时反省，大胆质疑，坚定前行！
顾准这个人，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致敬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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