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一直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年,毛泽东就在我军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明确规定:“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更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奇效,撼动了日军的严格军纪。年首战平型关时,八路军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到年,就有日本士兵主动投诚了。别看这只是少数人,他对日军的军心、士气、战斗意志,乃至战斗力都有深刻的影响。
随着日本俘虏的越来越多,对俘虏的教育、转化工作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建立一所“日本工农学校”,专门开展对日本战俘中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教育、改造、转化工作。学校的规格不低,直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都直接参与了筹建和领导工作。学校校长由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中文名林哲)担任。
年5月15日,由晋察冀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送来的25名战俘——第一批学员全部抵达延安后,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这一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坐落在延安文化沟的八路军大礼堂里喜气洋洋,座无虚席。延安各界两千多人和众多日本朋友、日本俘虏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主席台的正中间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肖像,主席台的门楣上方贴着"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十字校训,对面的墙上则挂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全程参加了开学典礼,朱德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学校按本科教育标准制定教学计划,学制一般为三年。所以被人戏称为“俘虏大学”。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戏称”后,专门打电话给王稼祥指出,“俘虏大学”的称呼带有歧视色彩,不能这么称呼。据说,此事曾让相当一部分日本学员深表感动。他们没想到,共产党、八路军的“老大”居然如此尊重他们。
入学后,学员首先接受为期两个月的预科教育,然后进入本科学习。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讲座;自然科学;特别问题恳谈会;听写及练习中文(文化课)。随着战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
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是比较贴切的。这些学员主要是我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只有少数是因“反战”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他们在成为“鬼子兵”前,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属于劳动人民,很多人还是“苦出生”,不过是因为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荼毒后,为了所谓“大和民族的兴衰”,而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炮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既然他们属于无产阶级,就有了对他们进行教育、转化的基础条件。
当然,不管这些战俘多么苦大仇深,有些人终究因为中毒太深,对接受“再教育”相当抵触,对我军怀有盲目的敌对情绪,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看着是对他们的“赤化”,是为了“利用”他们来反对日本。年11月3日,6名日本学员为纪念日本天皇诞辰,偷偷爬上宝塔山山顶,面对东方,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还有的学员趁着医护人员给他们看伤口之际,一口咬下了医护人员的耳朵……有的寻找各种借口逃避上课,有的装疯卖傻,甚至捣乱破坏,还有的绝食抗议……个别日本兵气焰嚣张之至,给学校领导送来一张字条:“命令,皇军要吃鸡,着即送鸡两只。此令!”……面对着日本俘虏的这些行径,校方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冷静地分析了闹事学员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采取了“讲道理、摆事实”的冷处理方式。首先,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学员进行教育,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形态、帝国主义的本性等理论帮助学员逐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在校内举办了日军在我国所犯下罪行的图片展,用活生生的事例唤起这些“苦出生”的“良知”和“羞耻感”,还把被我军释放的俘虏回到日军队伍后的遭遇编辑成册,发给学员阅读、讨论,让现实警醒学员……经过最初一段时间“应激”式的亢奋后,大部分学员终于“安静”下来,开始接受学校对他们进行的系统教育。
学校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丰富多彩。除了强化课堂上的正面“灌输”外,还经常采用“讨论式”的授课方式。通过“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及“读书会”等形式,对“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问题,发动学员进行广泛讨论,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学校还通过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本“米骚动”廿五周年纪念会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日军暴行座谈会”等形式,帮助学员提高认识。
管理上,学校充分尊重学员的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体罚、打骂,用赤诚的阶级友谊,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式,逐渐帮助他们清除法西斯思想,将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确的方向。政治上,学校充分尊重学员的民主权利,不对学员进行歧视,学员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通信自由;年11月,学员森健和中小路静男还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到了边区事务的管理之中。生活上,学校更是为学员们提供优待。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的津贴标准为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团级干部的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只有5元,普通战士只有1元。边区实行供给制,学员们享受同美军观察组一样的“外宾”待遇,每人每月配给大米、面粉各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而且,奶费、灯油费、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应,衣服不限。另外,每人都配备有被毡、鞋袜、手巾、肥皂、牙刷、衣裤等物品,并定时补充。学校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除了图书室订有日文书报供学员阅读外,经常还有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等活动。有意思的是,揭露反动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的舞剧《白毛女》,同样也让许多日本学员产生了共鸣……
通过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学员们获知了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基本概念,了解了社会发展规律,对侵略战争的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逐步破除了神国观念和武士道精神,出现强烈的反战情绪,由“鬼子兵”逐渐蜕变成“日本八路”。很多初进校时满脑子充满着“圣战”的学员,最终喊着“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要求“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他们主动申请降低生活标准,要求和延安其它学校的学生一样生活,免除优待,也要参加大生产运动,自己建校……更让侵略者想不通的是,他们派过来搞破坏的特务,受到延安各方面氛围的感染后,居然大多数选择了坦白自首!像泷川直亮等人,还彻底转变了立场,成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英勇战士。
到抗战结束时,“日本工农学校”极其在晋西北、山东、华中等地的分校,累计培训学员近千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干部。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展开战地宣传,为争取日军士兵反战投诚做出了贡献。除此之外,这些“日本八路”还活跃于我军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还有的调转枪口,到第一线与日军作战,有36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日本八路”加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行列,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日本工农学校”也成为国际战俘史上的一个奇迹。
抗战胜利后,野坂参三及其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全部安全返回日本。回国后,学员们几乎全都致力于推动日中友好事业。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文著书,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赞扬讴歌“延安精神”和我军的俘虏政策。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良好、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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