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线”岁月
肖鲁青
北京老知青
年9月，又快到农村收获的季节了，我们到陕北延安插队已经一年半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青们对未来也产生了不同想法和一些困惑，看不清今后的人生方向。当时有的人要当“扎根”派，一辈子扎根农村：有些同学病退回城：大部分人还都安心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突然传来要招工的消息，这无疑在知青们还算平静的生活中激起了波澜。我们所在的李家洼生产队由于靠近延安县城，当时已划归枣园公社，而枣园公社正在招工的范围内。听说是军工厂来招工，大家都很向往，希望自己能得到这个机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经过大队推荐、政审和体检等环节，李东、李超兰和我三个丰盛学校的同学与枣园公社的其他三四十名北京和延安的知青有幸被录用，当年我们21岁。
▼在厂时的李东、肖鲁青、李超兰（从左至右）
9月末的一天，载满知青的大卡车在同学和乡亲们的欢送下，驶离难忘的宝塔山和延河水，驶离依然荒芜的黄土高原，奔赴我们新的人生征途——陕西汉中“三线”工厂。
汉中地处陕南，北靠秦岭，南望巴山，合围形成了高山密林之下的汉中盆地，奔流不息的汉江从中穿过。因在秦岭以南，汉中的气候、风物都接近江南，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植被丰富，同时因其地处蜀道咽喉，也是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和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还随处可见许多历史古迹。
我们坐火车到达略阳后，再乘卡车，一路颠簸，逐渐进入山谷，直至开到山脚下再没有路了，就到了工厂所在地——华山沟。它位于汉中西南70华里的南郑县，远离火车站，是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偏远地方，这里就是“三线”工厂所在地。“三线”是上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我国西北、西南建设的工业和军工基地。这些基地都远离城市，分散在偏远地区的深山峡谷中。当时陕西的三线项目就有多个，陕南有40多个县建有“三线”工厂。汉中的“三线”项目主要是生产军用运输机的基地，我们所在的厂就是基地所属几十个工厂之一，生产航空陀螺仪表。工厂沿着华山沟一字延伸，山沟尽头是厂区，盖好的厂房被山环绕着；沿山沟向外一字摆开是生活区，一条小溪——燕子河从山谷拦腰建成的华山水库沿沟流出，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工厂也由此取名为“华燕仪表厂”，按当时保密规定，对外叫厂。
工厂那时正处于建厂初期，人员和机器设备都还没有到位，基本建设是当时厂里的主要任务。在“先生产、后生活”的精神指导下，生活区除了盖好的大食堂和两栋小砖楼外，没有一栋宿舍。因此，我们从陕北招来的和从陕南当地招来的第一批近一百名学员到厂后，就住进了临时用席子搭建的大工棚里：大通铺、土地面、下雨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刮大风时会揭掉棚子顶，四面漏风……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三线”的新生活——基建生产。
所有学员组建成一个基建连，男女生各建一个排。担任基建连连长的是从老厂宝鸡市宝成仪表厂来的一个车间主任何春明，他带领大家开始烧制砖块儿，准备盖职工宿舍。当地的土是红粘土，适合烧砖。烧砖是流水线的活儿，要经过挖土、运土、和泥、切砖、晾砖、烧砖等多个程序。我们要先用锹、镐把土从山坡上挖下来，然后装到板车上拉到砖场卸下。一般是两人一辆车，一人套上肩绳手扶两个车把在前边拉，另一人在后面推。在砖厂，用传输带把土输送进切砖机里，切成一排砖坯；切好的砖坯要拉到空场码好晾干，再装进砖窑，生火烧窑。砖窑很大，一次可以烧几万块砖，烧一次窑大概得4－5天。砖烧好停火后，要等窑里温度降下来，人才能进去把砖背出来。
我们干的都是拉土运砖的体力活儿，劳动强度很大。最累最脏的活儿是把烧好的砖从窑里背出来。大家背后都背一个木架子，把烧好的砖一块块码在架子上，女生一次大概可背8－12块，每块砖大概3公斤重，一次就是24－36公斤：男生背的就更多了。窑里的温度还没完全降下来，砖也是热的，贴在背上很烫：而且砖窑里粉尘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儿来，虽带着口罩，一会儿鼻孔处还都是黑的了。一趟趟下来，又热又累，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收工时个个都是蓬头垢面的。
▼年基建连女生排合影
更艰巨、危险的工作是从山上往下放石头。“三线”工厂都建在深山中，所有楼房、厂房的地基、房子下部及所有山坡的护坡都需要用大量的石头垒砌，以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而这些石头都需要基建连的学员们从山顶沿着陡峭的山石路、用架子车一趟一趟地运到山底，驾辕的由身强力壮的男生担任，两侧护驾的就由基建连的其他男女战士担任。但因这个活儿有极大的危险性，就更需要团队的合作精神。在陡峭的山石路上往下放石头时，任何一个人的失误——比如掌舵的失去平衡、一个人的摔倒等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幸好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大家才得以相安无事。
劳动时不但要出力有时还会流血。一次，操作切砖机的一个北京男生在停机检修时不慎碰到电源开关，切砖刀立刻启动起来，把他的手指轧伤，鲜血直流，医院去急救，保住了食指，却失去了中指，造成终身伤残，以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除了烧砖，基建连还被派去干一些急难险重的工作。记得有一天晚上从火车站运来一车皮重60吨的水泥，约2袋，需要尽快运回厂去。当晚基建连的几十位学员们被派去装卸水泥。时至冬日又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感觉很冷。大家扛着50斤重的水泥袋飞快地踏着很窄的、颤颤悠悠的长木板一趟趟地从火车上卸到地面，再装上卡车。汗水合着雨水、泥水湿透了全身，冰凉地贴在身上，不分男女每人都要装卸近20袋水泥，完成任务回到住地时已是后半夜了，一个个都成了泥人。那天我正好得了荨麻疹，从脸、脖子到身上都出了成片的丘疹，只得在家休息，没有经受那次“考验”，但从大家的狼狈样儿中，能深深体会到那次任务的艰辛。
艰苦的劳动之外也有一些乐趣。
为了活跃大家的业余生活，李东、李超兰和我都参加了基建连的文艺宣传队。也许是受丰盛学校文艺氛围的耳濡目染，尽管在学校我们这方面并不出众，但在连里我们还是骨干。李东跳舞、超兰演剧、我演唱。宣传队除了在工厂里演出，也给周围的老乡演，而且还参加了基地的文艺汇演，反响很不错。可惜的是当时宣传队拍的一些照片都找不到了。此外我们还参加了基地的女子排球比赛，由于当时会打排球的女工不多，我们3人还能打几下，竟然代表工厂去参加了比赛，这也与在丰盛学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分不开。
沿厂区再往山里走就是华山水库了，它是由山里多条小溪流水汇集而成的，这里成了我们夏天周末最爱去的地方。从水库的南岸下水游到北岸，估计有一千多米；水很深，最深的地方大概有四五十米。水蓝绿蓝绿的，清澈干净，而且水温很低。我们一起下水往对岸游，被夏日阳光一晒，水流一股凉一股热的，开始会让人觉得有些害怕，后来知道原因了倒觉得挺舒服。游到对岸后，我们会爬到山脚石头上休息一会儿再往回游。由于当地人不游泳，时常有路过的老乡看着我们指指点点的议论，挺有趣的。
▼当年游泳的水库，现在快干了。
吃面皮也是当时我们的最爱。汉中的面皮是当地的特色小吃(现在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小吃了），到了周日，我们会步行十几里到新集镇去赶集，主要是去吃面皮。当然还有陕西的biangbiang面，吃完了还会再买些带回去，炒着、煮着都很好吃。那时劳动强度大，大家都特别能吃，每逢食堂蒸包子，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女生一顿能吃5个二两一个的大包子，都成了大家的笑柄。食堂炒的蚕豆是我们少有的零食，像石头一样硬，当时觉得好吃极了。
有一个周日，我们3人去汉中玩儿，上午坐班车进城，下午不知怎么误了回厂的班车，也没找到其他回厂的顺路车。眼看天快黑了，没有电话，也没有熟人，又不能在外过夜，只得下决心走回来。70多里的公路要走上八九个小时，一开始我们还说说笑笑的，走了一段后，人也乏了，肚子也饿了。
路上没有灯，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月光照着地面，路边的农舍还不时传来狗叫声。我们有些害怕，不由加快了脚步，还从路边找来棍子，既当拐棍，又可防狗。经过五七厂时，狗叫声大作，李东吓得浑身发抖，撒腿就要跑，被我和超兰紧紧拉住，护在中间往前走。
就这样大约走了三四个小时，前方隐约出现了晃动的灯光，近点再近点，终于看清是车灯，一辆卡车开到我们身边停下了。车门打开，驻厂军代表老肖跳下车，对我们说：“快上车吧！”看到是厂里的车我们都转忧为喜，赶紧扔下棍子上了车。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一股喜悦的热流涌上心头，亲人、家的感觉真好啊！原来我们这么晚还没回去，其他学员估计我们是被班车落下了，就报告了领导，厂里便让老肖开车来接我们了。
▼旧厂，厂大门内。
一次挖厂房地基时，我感到浑身无力，连锹也举不起来，回到宿舍就躺倒了，晚饭也没吃。李东她们赶紧叫来厂医，大夫一看我发烧、眼白发黄，就说可能是得肝炎了，于是马上派车把我送到大河坎的医院。医院没有空床位，不能马上住院，我怕回去传染大家，急得哭起来，大夫只好在病房里加了一张床，让我住下了。医院探视，晚上没走，偷偷和我挤在一张病床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护士查房看到李东，训斥说：“你可真胆大，就不怕传染呀！”李东真是抵抗力强，什么事儿也没有。
快一年了，工厂的建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我们烧的砖盖的四层职工宿舍楼拔地而起，学员们都搬进了楼房。老厂的技术员、工人来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分配进厂了，转业军人也来了；厂房里的机床、仪器设备也逐步运来、安装好……从陕西关中等地招来的第二批知青学员这时也加入基建连，我们这一批老基建战士则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领导宣布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分配方案，我们几个高中生幸运地被分配到技术科室，李东和我分到总实验室的仪器仪表室和非金属材料室；超兰去了检验科的中心计量室。不久后，大家又先后分别到宝鸡老厂、西安庆安公司等大厂实习，开始了真正的工人生活。
▼超兰工作过的计量科
回想参加建厂基建劳动的情景，说实话并不比农村轻松。虽然十分艰苦，但由于都经过农村锻炼，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朝气蓬勃的工作干劲儿、你追我赶的竞争场面，给厂里其他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职工提起基建连的学员都赞不绝口，表示钦佩。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我们先后因上学、回京离开了工厂，但“三线”的经历，却给我们今后的事业发展、家庭生活乃至人生轨迹打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90年代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步伐，“三线”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工厂都从封闭的大山里迁出来，在汉中市周边建起了花园式的新厂区；军工企业转型改制，军品、民品相结合，生产经营有了新的更大发展；老一代“三线”建设者们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企业建设者们一代接一代地接班成长着……而不变的，是我们对“三线”岁月不可磨灭的永久记忆。
▼现在花园式的华燕仪表厂
作者：肖鲁青，北京丰盛学校高68届毕业生。年底到延安插队，年9月参加工作，曾在陕西汉中华燕仪表厂工作，后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原中国专利局），在专利审查部门、机关党委、人事司任职，年退休后，在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兼职工作。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
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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