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初到陕北

#知青#

初到陕北

作者：姜华信

（插队小山村）年摄

赴陕北

在心情难以名状之中，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年2月3日清早，天气阴霾笼罩，未来的知青在学校集中，被一辆辆大轿车送往北京火车站。

下了汽车，提着随身行李进入站内，这时，在知青专列停靠的月台上，早巳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只见父子紧抱，母女相拥，兄弟姐妹低语，一片离别之情让人动容。我来不及久留站台，便和送我的哥嫂，依依道别登上了火车。

车厢里早已坐满人，大多数同学都是头靠头，肩挨肩的将手努力伸向车窗外，含着眼泪听着亲人们的不断叮嘱。大约十点钟，随着火车汽笛一声低鸣，列车缓缓启动，同学们簇拥在车窗前，纷纷向窗外的亲人们招手，再见声、哭声响成一片，缓缓飘向窗外。

列车驶出北京进入河北，同学们从亲人离别的伤感中，逐渐平缓过来，开始低声聊天，或倚在车窗前，眼睛痴呆呆的望着窗外的广袤大地，心里不着边际的思虑着此行的未来。

专列一路向西，第二天傍晚到达铜川，结束火车行程，夜宿铜川接待站。5号早晨吃完饭，又连人带行李，拥坐在带帆布棚的解放牌卡车上，继续前行，驶往延安。

寒冬腊月的陕北高原，冷风嗖嗖，刚刚下过雪，田野一片白茫，汽车轮上套着防滑链，大家背靠着车厢档板坐在行李上，忍受着寒冷和颠簸，终于在黄昏前看到了宝塔山，进入南关，到了延安城，夜宿北关延安师范学校，在疲乏中睡去，一夜无言。

6号晨，吃过早饭，接着乘车出延安城，沿着川道一路向东，将至中午时分，汽车停在一处小桥旁，只见有一伙人和驴马车等候在路边，我们这才恍然，目的地到了。

同学们纷纷跳下车，几个老乡上前，将汽车上的行李箱取下放在架子车上，我们提着随身行李，跟着老乡离开公路，向北面两山之间夹着的一条川道走去。

我们一边四处观望着周边河道山川，一边和老乡搭讪，但无论我们问什么，统统听到的似乎都是两个字：“害怕”。我们说，你们害怕什么？接着回答一句还是“害怕”二字，弄的大家不知所云，如坠梦里，再也无心多问。后来才知，老乡说的是陕北方言：“解不下”，也就是“不知道”，意思是，听不懂我们说的什么话。

沿着川道大约走了3里路，终于来到了我们落户的村庄黄屯，开始了3年插队生活的第一天。

落户山村

（曾住过的窑洞）年摄

元龙寺公社（今姚店镇）位于延安县城（今宝塔区）东部约60华里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川道里，老地名称五羊川。黄屯是进了五羊川后的第二个村庄，第一个村庄叫郑崖，归姚店公社管。黄屯村有两个生产队，约三四十余户人家，百余口人。村子被河道分为两部分，村民大多散居在向阳的山坡上。人工打凿出的土窑洞，有砖石接口，也有立面土口的，窑洞前，都有大小不等的平地，用树枝加石块围住，自然形成院落，有的人家院内有碾子和石磨；院外有行人通过的羊肠小路，伸向村里的场院和各家各户。

分到黄屯的北京知青有13人，被分派到两个生产队，郭文惠、李春岭、刘承兰、柳光华、张同和、孙胜利及我在1队；王美丽、卢玲玲、李素莉、孙宝棋、崔永超、李立均在2队。这批人，同一个学校，不少人还是同班同学。分完队分宿舍，我和孙胜利住进了河西阳庄对面，小山头之上，一处孤零零的旧窑洞里。

窑洞很小，约10平米，前锅后炕，进窑三步就走到了炕前。窑洞四壁用清水刷过，看似光溜，窑洞没有窗户，关上单扇门板，里面漆黑一团，只能用油灯照亮。面对此景，初到的我们，除了发呆就是心凉，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终身归宿之地？

初到农村，可能是村里对我们的到来准备不足，或许让我们暂时适应过渡，知青没有独立开灶，而是先安排在老乡家吃派饭。这也为我们，尽快的结识老乡，了解村情民俗，克服语言障碍，适应当地生活，起到了帮助作用。此时正逢腊月尽，正月初，到老乡家吃派饭，使我们对陕北的伙食留下了极深印象，羊肉汤扁食、油馍、炖羊肉、软米年糕等等，令我们大快朵颐。可惜好景不长，过了正月初5，老乡家的饭桌上，就摆上了平时的真实伙食：糠馍馍、小米稀汤、酸白菜。真是前后两重天，面对如此伙食，一时使人难以下咽。

通过吃派饭，近距离观察到各户老乡的家境，无非就是一个“栓正”（干净）和脏乱的卫生差距。各家窑内摆设相差无几，除了炕和灶，再有个漆箱板柜，稍好人家有张条凳，炕上除了羊毛毡还有被褥，条件差的人家，就是一条羊毛毡没有褥子，不少人家连炕席都是残破的。

其实，观察老乡各家日子过的好与不好，简单扫一眼各家孩子的外貌就能看出，大多是，蓬头垢面，鼻涕邋遢，破棉袄、烂棉裤、破鞋子，一眼就洞悉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面貌。解放20年了，老区人民生活文化，依旧落后，实在让人有些泪流。

说到这儿，也想起当初，老乡们是如何看我们知青的。我们在老乡眼里，北京来的，连面包都喂狗，个个有钱。实际也是，看看知青穿着崭新，军人子弟一身黄，其他人一身蓝，男知青吸纸烟，女知青吃零食，平时说话气粗，手脚大，个个如出富家官宦豪门。其实哪是这样，家庭生活条件好的有没有？有！比如干部子弟，高知子女。但在当时社会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大多数知青出自一般工人、职员、市民家庭，家境都很一般，家庭人均收入每月20元可能都算不错，还有20元以下的。老话讲，穷家富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千里之外农村，哪个家长能不给孩子买两套新衣服，不给几十块零花钱？对外面世界不太了解的老乡们，实际上也是让知青一时虚华的外表蒙骗了，年龄小虚荣心强的知青，也不自我揭露，乐得老乡对我们的“厚看”。

好日子没过几天，正月初10左右，我们开始下地劳动。翻地、平地、修梯田，赶驴送粪，春耕前的这些农活，一个不落的轮流体验，开始干活儿还觉新鲜，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有些累得吃不住劲儿，也没有其他办法，既然选择下乡，只能苦熬。

农村生活

随着不断接触，相继认识了不少老乡，大队书记杨增山视知青如子弟，生活思想上给予关心；大队长闫凤奎实干讷言，是村里好带头人；饲养员罗文友负责知青生活工作一丝不苟，就是有点太扣；赤脚医生刘士虎热情好客，生活上经常给予知青帮助；曹大老汉讲起边区的往事，让我们了解陕北革命历史；罗汉青讲起当兵的故事，了解到了他的不平凡经历；队长苗光旺干活卖力，能够气死牛；副队长张文彪合理调配劳力，关心知青生活；孙志保、曹怀玉、四连，唤上我们打“平伙”，辣子炖羊肉，让人回味无穷；二牛等同龄人常在一起玩耍逗笑，凡此，一时让我们暂忘思家之愁。

这时，正赶上公社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进村，惊奇的发现，工作队中有个北京知青，了解一问，才知是分在上川的天坛中学学生贾文银。工作队开展工作，很快就揪出了村里富农刘步月、刘步云，并召开了斗争会。当年下乡劳动在郊区大兴，就经历过当地农村斗争地主的场景，连打带训，有的还出了人命，历历在目，没想到在陕北农村又恰恰赶上。事后才知，陕北经过土地革命，地富已不多，加之延安一带土著人口很少，大多是上川榆林地区各县逃荒避灾落户此地，故基本没有什么阶级队伍可清理，上面说的二刘实际就是比其他村民多几亩地，雇过帮工，日子过得好一些罢了。我们在工作队的动员下，参加了二刘的批斗会，晩上在曹家院里，煤油灯下，二刘弯着腰，接受村民的批斗，我们有几个知青在工作队的唆使下，走到二刘身边，喊口号，按背，让他们低头认罪。

运动没几天便结束，工作队又移师外村，二刘毛发无损照常出工，而我们这期间的行为，却让二刘记在心头，老乡斗老乡毕竟还是老乡，有的之间还有亲戚关系，你们这些外来的知青娃娃也跟着起哄，害哈（懂）个毬？因此在队期间，二刘和我们知青，长久不打交道，一起上山干活躲着，迎面擦身而过，形似路人。我们在下乡之初就被运动所捉弄，当了一回恶人。

年轻人没记性，缺乏社会经验，还爱凑热闹，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们又一次犯傻。3、4月正值春荒，村里经常有外乡人，流浪进村来各家窑前讨饭，白天来的，是乞丐，抓把小米给个糠馍就打发了。夜里来的那就是贼，陕北人称他为贼娃子。一天半夜，睡梦中听见村里不断的狗吠声，初到农村不懂事，也没多想，接着还睡。

第二天早上醒来，走出窑外，听老乡说，半夜里抓到了一个偷队里保管室的贼娃子，此时正被队里民兵连的后生们，关在饲养室里。我们赶紧跑到饲养室一看究竟，只见有个30多岁，面容憔悴，破衣烂衫的人，被绑在麦场边的篮球架子上。几个村里后生见我们来了，就边骂边吓贼娃子，并不时给我们出主意，如何整治贼，不知是谁搬来一个台钻，用台钻将贼娃子的小腿夹住，弄得贼娃子疼的直叫唤。到了下午，队里派了两个后生，将贼娃子的胳膊用绳子朝后捆绑住，翻山送到了姚店派出所。事后想，当地贫穷，也没啥偷，要偷也就是粮食，惯偷可以把偷的粮食拿去卖，换点零花钱，如果因为生活所迫，只为家里老幼添肚子，那么这个贼娃子就该让人可怜，偷无所获，白白受了半天折磨，真是穷人命苦呀！想到此，感到我们的所为失当过分。

两个多月过去了，天气渐暖，我们已不在老乡家吃派饭，两个小队分别成立了知青灶，我们这个灶，主要由女同学负责做饭。这期间也行串队和赶集，有时就不出工，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今天你到我队，过两天我去你队，在一起除了玩儿和聊天，当然也是改善一下伙食混口饭吃。

说起赶集，青化砭太远，我们下川赶集主要去姚店，好像记得当时姚店每逢十天一个集，我们村离姚店也就10几里路，翻山走川均可，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逢集必赶，实际也没什么好买的，无非是在国营食堂买俩两个馒头，一碗猪肉烩粉，解解馋，捎带买几盒烟，重要的是，想感受一下集上的热闹气氛，从姚店中学起，直到东头街尾，中学、邮电所、百货商店、食堂、铁匠铺、农机修理站，及街道两边摆摊卖农副产品、针头线脑、家畜买卖和牲畜配种，这些农耕社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街道上糟杂混乱，尘埃飞扬，赶集人群众多。正晌午是集上最热闹之时，混杂在人群中，不时看到很多知青也同我们一样，百无聊赖在集上游荡，或被某个景致吸引，驻足呆看，比如买卖双方，一个人的手掌捅在另一个人的衣服袖子里，搬捏手指头讨价还价，这个在北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场景。

总之，长时间窝在人烟稀少的山沟里，周而复始在山上修理地球，大脑已近麻木，好容易来到集市，犹如逛了一趟天桥和大栅栏，赶集对我们这些正处贪玩儿期的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来讲，真是一次精神释放的享受。

串队赶集不坚持正常出工，老乡们就有了看法，队长也常念叨说：“懒娃娃，不好好受苦（干活），看你明年吃个甚”？我们把这话也不重视，当成耳旁风。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插队生活，虽说还不太适应，但一切似乎也都在艰苦的适应过程中。

时间进入到4月份，不知是什么事引起，我们队也和不少队一样，闹起了“分灶”风，锅碗瓢盆一分，粮食一背，我和孙胜利两个人单独开了灶。看起来不受集体人多的约束，想吃就吃，想不吃就去老乡家或外村蹭饭，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在村里生活，还得自己出工做饭，可想生活之艰难。

倒流回京

（延安宝塔山留影）年摄

正在生活困顿，无以为继之时，外面刮来“返城风”，传言知青们都纷纷回京反映困难，给社会造成舆论压力，相信上边会重新给出新政策的。年轻人无知，也由于当时所处环境，心情苦闷憋屈，轻信了这一说法。那段时间常看到，每天都有上川下来的知青，从我们村子路过返回北京，这这无形中促成了我的返京决心。

事先和家里联系，家里也同意，四哥寄来25块钱，临行前，将箱子以20元低价卖给了老乡，天真地以为，这一走，就一去不复回了。

5月的最后一天，孤影身单，到了延安城，去东关长途汽车站买车票，谁知为了防止知青的所谓返京“倒流风”，购票需要大队以上开证明，无耐只好央求后面排队的当地人，代买了一张去铜川的车票。第二天早上，进车站上了车，刚刚坐稳，就见站上人员上车查票，我赶紧和刚才搭话的，坐我旁边家在西安的一个电厂年轻工人说，如果查证明你就说我们是一起的。这时一颗心紧张的跳着，当查票人员走到我跟前，看完我掏出的车票，紧接着要公社的探亲证明，身边的电厂工人见状，操着西安话，赶忙说，我们是一起的，查票人听后楞了一下，没再多问，扭头下了车，此刻，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缓缓放下来。

下午4点多，到了铜川，接着坐火车于晩上10点多到了西安。走进候车室，心里盘算着买哪儿的火车票，这之前也听说知青们回京很多都选择“扒车”，实际就是逃票。自己心里琢磨，20.5元的车票钱，也不是个小数儿，能省就省，虽说自己一个人，身单力薄，但一个人主意一人拿，自己说了算，权当是走江湖，当一次社会锻练。

西安火车站乱哄哄，人生地不熟，唯恐人身遭遇不测，不敢久留，没细看，随即买了一张早上发车到洛阳的车票。上了车细看车次表，才知本车到了郑州要转去安徽，不往北京开，心想只好到了郑州再说。火车走走停停，到了郑州站，已晩上八九点钟，趁着夜色，找了个不查票的出口顺利出了站。

在郑州火车站售票处，查看去北京的车次，发现三四个小时以后，才有途经北京的车。在郑州两眼一摸黑，总觉在外省异域，实在壮不起“扒车”的胆儿，只好老老实实买了一张去北京的慢车票。买了车票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候车大厅大电钟表的分针，一圈圈转着。突然站内广播响起，通知乘客20分钟后，有去北京方向的临时客车，并且不用转签，直接上车。听完，我赶紧跑出候车大厅，随着前面一同乘车奔跑的人流，如同离了巢的马蜂，一会儿朝西，一会儿奔东去寻找进站口。已近半夜的站前广场，风大，昏暗，随着人流跑着，不时看到眼前，有碎纸片乱飞，也没在意，猛然脚下的一张纸吸引住我的眼球，放慢脚步细看，原来是一张10元人民币，赶紧捡了起来，抬头再往前跑，恍惚之间看到，前面还有几张，我停顿之时，前面的人流与我已距四五十米，不容多想，跑上前去，东捡西追，另几张10元也抓到手里，随即快步奔向检票口。

此时，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紧张，胸口呯呯乱跳，竟然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儿歌，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身处困境，就当伟人老人家的关心，救知青于危难之间，给予发放的困难补助吧。

上了车，车厢内一个乘客没有，空空荡荡，问乘务员才知，这辆列车是从北京至昆明，送北京知青到云南建设兵团落户的返程专列，途中应铁路局要求，在郑州接部分顺路乘客的。一个人坐一个车厢，横竖躺着都有富裕，舒服之极。列车起动了，折腾了一天多的行程，一旦静下来，深感到浑身疲惫，随着列车的行进，自己不觉，渐入梦乡。

清早六点多钟，列车到达目的地，出了车站，又再一次呼吸到了家乡的空气，啊！北京！我又回来了。正如多少年后的歌曲《北京、北京》里面唱的：“当我走在这里的毎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不能平静，……在这儿，我能感觉我的存在，在这儿，有我太多眷恋的东西……”。

虽然返回北京，但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还能容得下我吗？

一口气写完上文，不尽想到，民主先贤中山先生，将人群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可怜的我，在插队之初做了后者，比较前面的提到的个别同学，实在属于落伍。好在这以后，逐渐修练，自我觉醒，奋起直追，终于搭上了“后知后觉”这趟末班车，说来也是幸事。

最后，也恕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一句，当年的知青，无论多年以后，成了高官精英还是平头百姓，大多都有过几乎同时间的类似返城经历，想起也真是人皆非草木。想到此，不禁为我50多年前草率的从众行为，终于勉强找到了一丝自我解脱和安慰。

作者：姜华信，笔名北方，北京人，初中68届，延安插队，当过大学教师，做过行政管理，现退休。

来源：30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