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初到陕北

作者:姜华信

(插队小山村)年摄

赴陕北

在心情难以名状之中,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年2月3日清早,天气阴霾笼罩,未来的知青在学校集中,被一辆辆大轿车送往北京火车站。

下了汽车,提着随身行李进入站内,这时,在知青专列停靠的月台上,早巳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只见父子紧抱,母女相拥,兄弟姐妹低语,一片离别之情让人动容。我来不及久留站台,便和送我的哥嫂,依依道别登上了火车。

车厢里早已坐满人,大多数同学都是头靠头,肩挨肩的将手努力伸向车窗外,含着眼泪听着亲人们的不断叮嘱。大约十点钟,随着火车汽笛一声低鸣,列车缓缓启动,同学们簇拥在车窗前,纷纷向窗外的亲人们招手,再见声、哭声响成一片,缓缓飘向窗外。

列车驶出北京进入河北,同学们从亲人离别的伤感中,逐渐平缓过来,开始低声聊天,或倚在车窗前,眼睛痴呆呆的望着窗外的广袤大地,心里不着边际的思虑着此行的未来。

专列一路向西,第二天傍晚到达铜川,结束火车行程,夜宿铜川接待站。5号早晨吃完饭,又连人带行李,拥坐在带帆布棚的解放牌卡车上,继续前行,驶往延安。

寒冬腊月的陕北高原,冷风嗖嗖,刚刚下过雪,田野一片白茫,汽车轮上套着防滑链,大家背靠着车厢档板坐在行李上,忍受着寒冷和颠簸,终于在黄昏前看到了宝塔山,进入南关,到了延安城,夜宿北关延安师范学校,在疲乏中睡去,一夜无言。

6号晨,吃过早饭,接着乘车出延安城,沿着川道一路向东,将至中午时分,汽车停在一处小桥旁,只见有一伙人和驴马车等候在路边,我们这才恍然,目的地到了。

同学们纷纷跳下车,几个老乡上前,将汽车上的行李箱取下放在架子车上,我们提着随身行李,跟着老乡离开公路,向北面两山之间夹着的一条川道走去。

我们一边四处观望着周边河道山川,一边和老乡搭讪,但无论我们问什么,统统听到的似乎都是两个字:“害怕”。我们说,你们害怕什么?接着回答一句还是“害怕”二字,弄的大家不知所云,如坠梦里,再也无心多问。后来才知,老乡说的是陕北方言:“解不下”,也就是“不知道”,意思是,听不懂我们说的什么话。

沿着川道大约走了3里路,终于来到了我们落户的村庄黄屯,开始了3年插队生活的第一天。

落户山村

(曾住过的窑洞)年摄

元龙寺公社(今姚店镇)位于延安县城(今宝塔区)东部约60华里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川道里,老地名称五羊川。黄屯是进了五羊川后的第二个村庄,第一个村庄叫郑崖,归姚店公社管。黄屯村有两个生产队,约三四十余户人家,百余口人。村子被河道分为两部分,村民大多散居在向阳的山坡上。人工打凿出的土窑洞,有砖石接口,也有立面土口的,窑洞前,都有大小不等的平地,用树枝加石块围住,自然形成院落,有的人家院内有碾子和石磨;院外有行人通过的羊肠小路,伸向村里的场院和各家各户。

分到黄屯的北京知青有13人,被分派到两个生产队,郭文惠、李春岭、刘承兰、柳光华、张同和、孙胜利及我在1队;王美丽、卢玲玲、李素莉、孙宝棋、崔永超、李立均在2队。这批人,同一个学校,不少人还是同班同学。分完队分宿舍,我和孙胜利住进了河西阳庄对面,小山头之上,一处孤零零的旧窑洞里。

窑洞很小,约10平米,前锅后炕,进窑三步就走到了炕前。窑洞四壁用清水刷过,看似光溜,窑洞没有窗户,关上单扇门板,里面漆黑一团,只能用油灯照亮。面对此景,初到的我们,除了发呆就是心凉,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终身归宿之地?

初到农村,可能是村里对我们的到来准备不足,或许让我们暂时适应过渡,知青没有独立开灶,而是先安排在老乡家吃派饭。这也为我们,尽快的结识老乡,了解村情民俗,克服语言障碍,适应当地生活,起到了帮助作用。此时正逢腊月尽,正月初,到老乡家吃派饭,使我们对陕北的伙食留下了极深印象,羊肉汤扁食、油馍、炖羊肉、软米年糕等等,令我们大快朵颐。可惜好景不长,过了正月初5,老乡家的饭桌上,就摆上了平时的真实伙食:糠馍馍、小米稀汤、酸白菜。真是前后两重天,面对如此伙食,一时使人难以下咽。

通过吃派饭,近距离观察到各户老乡的家境,无非就是一个“栓正”(干净)和脏乱的卫生差距。各家窑内摆设相差无几,除了炕和灶,再有个漆箱板柜,稍好人家有张条凳,炕上除了羊毛毡还有被褥,条件差的人家,就是一条羊毛毡没有褥子,不少人家连炕席都是残破的。

其实,观察老乡各家日子过的好与不好,简单扫一眼各家孩子的外貌就能看出,大多是,蓬头垢面,鼻涕邋遢,破棉袄、烂棉裤、破鞋子,一眼就洞悉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面貌。解放20年了,老区人民生活文化,依旧落后,实在让人有些泪流。

说到这儿,也想起当初,老乡们是如何看我们知青的。我们在老乡眼里,北京来的,连面包都喂狗,个个有钱。实际也是,看看知青穿着崭新,军人子弟一身黄,其他人一身蓝,男知青吸纸烟,女知青吃零食,平时说话气粗,手脚大,个个如出富家官宦豪门。其实哪是这样,家庭生活条件好的有没有?有!比如干部子弟,高知子女。但在当时社会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大多数知青出自一般工人、职员、市民家庭,家境都很一般,家庭人均收入每月20元可能都算不错,还有20元以下的。老话讲,穷家富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千里之外农村,哪个家长能不给孩子买两套新衣服,不给几十块零花钱?对外面世界不太了解的老乡们,实际上也是让知青一时虚华的外表蒙骗了,年龄小虚荣心强的知青,也不自我揭露,乐得老乡对我们的“厚看”。

好日子没过几天,正月初10左右,我们开始下地劳动。翻地、平地、修梯田,赶驴送粪,春耕前的这些农活,一个不落的轮流体验,开始干活儿还觉新鲜,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有些累得吃不住劲儿,也没有其他办法,既然选择下乡,只能苦熬。

农村生活

随着不断接触,相继认识了不少老乡,大队书记杨增山视知青如子弟,生活思想上给予关心;大队长闫凤奎实干讷言,是村里好带头人;饲养员罗文友负责知青生活工作一丝不苟,就是有点太扣;赤脚医生刘士虎热情好客,生活上经常给予知青帮助;曹大老汉讲起边区的往事,让我们了解陕北革命历史;罗汉青讲起当兵的故事,了解到了他的不平凡经历;队长苗光旺干活卖力,能够气死牛;副队长张文彪合理调配劳力,关心知青生活;孙志保、曹怀玉、四连,唤上我们打“平伙”,辣子炖羊肉,让人回味无穷;二牛等同龄人常在一起玩耍逗笑,凡此,一时让我们暂忘思家之愁。

这时,正赶上公社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进村,惊奇的发现,工作队中有个北京知青,了解一问,才知是分在上川的天坛中学学生贾文银。工作队开展工作,很快就揪出了村里富农刘步月、刘步云,并召开了斗争会。当年下乡劳动在郊区大兴,就经历过当地农村斗争地主的场景,连打带训,有的还出了人命,历历在目,没想到在陕北农村又恰恰赶上。事后才知,陕北经过土地革命,地富已不多,加之延安一带土著人口很少,大多是上川榆林地区各县逃荒避灾落户此地,故基本没有什么阶级队伍可清理,上面说的二刘实际就是比其他村民多几亩地,雇过帮工,日子过得好一些罢了。我们在工作队的动员下,参加了二刘的批斗会,晩上在曹家院里,煤油灯下,二刘弯着腰,接受村民的批斗,我们有几个知青在工作队的唆使下,走到二刘身边,喊口号,按背,让他们低头认罪。

运动没几天便结束,工作队又移师外村,二刘毛发无损照常出工,而我们这期间的行为,却让二刘记在心头,老乡斗老乡毕竟还是老乡,有的之间还有亲戚关系,你们这些外来的知青娃娃也跟着起哄,害哈(懂)个毬?因此在队期间,二刘和我们知青,长久不打交道,一起上山干活躲着,迎面擦身而过,形似路人。我们在下乡之初就被运动所捉弄,当了一回恶人。

年轻人没记性,缺乏社会经验,还爱凑热闹,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们又一次犯傻。3、4月正值春荒,村里经常有外乡人,流浪进村来各家窑前讨饭,白天来的,是乞丐,抓把小米给个糠馍就打发了。夜里来的那就是贼,陕北人称他为贼娃子。一天半夜,睡梦中听见村里不断的狗吠声,初到农村不懂事,也没多想,接着还睡。

第二天早上醒来,走出窑外,听老乡说,半夜里抓到了一个偷队里保管室的贼娃子,此时正被队里民兵连的后生们,关在饲养室里。我们赶紧跑到饲养室一看究竟,只见有个30多岁,面容憔悴,破衣烂衫的人,被绑在麦场边的篮球架子上。几个村里后生见我们来了,就边骂边吓贼娃子,并不时给我们出主意,如何整治贼,不知是谁搬来一个台钻,用台钻将贼娃子的小腿夹住,弄得贼娃子疼的直叫唤。到了下午,队里派了两个后生,将贼娃子的胳膊用绳子朝后捆绑住,翻山送到了姚店派出所。事后想,当地贫穷,也没啥偷,要偷也就是粮食,惯偷可以把偷的粮食拿去卖,换点零花钱,如果因为生活所迫,只为家里老幼添肚子,那么这个贼娃子就该让人可怜,偷无所获,白白受了半天折磨,真是穷人命苦呀!想到此,感到我们的所为失当过分。

两个多月过去了,天气渐暖,我们已不在老乡家吃派饭,两个小队分别成立了知青灶,我们这个灶,主要由女同学负责做饭。这期间也行串队和赶集,有时就不出工,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今天你到我队,过两天我去你队,在一起除了玩儿和聊天,当然也是改善一下伙食混口饭吃。

说起赶集,青化砭太远,我们下川赶集主要去姚店,好像记得当时姚店每逢十天一个集,我们村离姚店也就10几里路,翻山走川均可,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逢集必赶,实际也没什么好买的,无非是在国营食堂买俩两个馒头,一碗猪肉烩粉,解解馋,捎带买几盒烟,重要的是,想感受一下集上的热闹气氛,从姚店中学起,直到东头街尾,中学、邮电所、百货商店、食堂、铁匠铺、农机修理站,及街道两边摆摊卖农副产品、针头线脑、家畜买卖和牲畜配种,这些农耕社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街道上糟杂混乱,尘埃飞扬,赶集人群众多。正晌午是集上最热闹之时,混杂在人群中,不时看到很多知青也同我们一样,百无聊赖在集上游荡,或被某个景致吸引,驻足呆看,比如买卖双方,一个人的手掌捅在另一个人的衣服袖子里,搬捏手指头讨价还价,这个在北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场景。

总之,长时间窝在人烟稀少的山沟里,周而复始在山上修理地球,大脑已近麻木,好容易来到集市,犹如逛了一趟天桥和大栅栏,赶集对我们这些正处贪玩儿期的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来讲,真是一次精神释放的享受。

串队赶集不坚持正常出工,老乡们就有了看法,队长也常念叨说:“懒娃娃,不好好受苦(干活),看你明年吃个甚”?我们把这话也不重视,当成耳旁风。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插队生活,虽说还不太适应,但一切似乎也都在艰苦的适应过程中。

时间进入到4月份,不知是什么事引起,我们队也和不少队一样,闹起了“分灶”风,锅碗瓢盆一分,粮食一背,我和孙胜利两个人单独开了灶。看起来不受集体人多的约束,想吃就吃,想不吃就去老乡家或外村蹭饭,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在村里生活,还得自己出工做饭,可想生活之艰难。

倒流回京

(延安宝塔山留影)年摄

正在生活困顿,无以为继之时,外面刮来“返城风”,传言知青们都纷纷回京反映困难,给社会造成舆论压力,相信上边会重新给出新政策的。年轻人无知,也由于当时所处环境,心情苦闷憋屈,轻信了这一说法。那段时间常看到,每天都有上川下来的知青,从我们村子路过返回北京,这这无形中促成了我的返京决心。

事先和家里联系,家里也同意,四哥寄来25块钱,临行前,将箱子以20元低价卖给了老乡,天真地以为,这一走,就一去不复回了。

5月的最后一天,孤影身单,到了延安城,去东关长途汽车站买车票,谁知为了防止知青的所谓返京“倒流风”,购票需要大队以上开证明,无耐只好央求后面排队的当地人,代买了一张去铜川的车票。第二天早上,进车站上了车,刚刚坐稳,就见站上人员上车查票,我赶紧和刚才搭话的,坐我旁边家在西安的一个电厂年轻工人说,如果查证明你就说我们是一起的。这时一颗心紧张的跳着,当查票人员走到我跟前,看完我掏出的车票,紧接着要公社的探亲证明,身边的电厂工人见状,操着西安话,赶忙说,我们是一起的,查票人听后楞了一下,没再多问,扭头下了车,此刻,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缓缓放下来。

下午4点多,到了铜川,接着坐火车于晩上10点多到了西安。走进候车室,心里盘算着买哪儿的火车票,这之前也听说知青们回京很多都选择“扒车”,实际就是逃票。自己心里琢磨,20.5元的车票钱,也不是个小数儿,能省就省,虽说自己一个人,身单力薄,但一个人主意一人拿,自己说了算,权当是走江湖,当一次社会锻练。

西安火车站乱哄哄,人生地不熟,唯恐人身遭遇不测,不敢久留,没细看,随即买了一张早上发车到洛阳的车票。上了车细看车次表,才知本车到了郑州要转去安徽,不往北京开,心想只好到了郑州再说。火车走走停停,到了郑州站,已晩上八九点钟,趁着夜色,找了个不查票的出口顺利出了站。

在郑州火车站售票处,查看去北京的车次,发现三四个小时以后,才有途经北京的车。在郑州两眼一摸黑,总觉在外省异域,实在壮不起“扒车”的胆儿,只好老老实实买了一张去北京的慢车票。买了车票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候车大厅大电钟表的分针,一圈圈转着。突然站内广播响起,通知乘客20分钟后,有去北京方向的临时客车,并且不用转签,直接上车。听完,我赶紧跑出候车大厅,随着前面一同乘车奔跑的人流,如同离了巢的马蜂,一会儿朝西,一会儿奔东去寻找进站口。已近半夜的站前广场,风大,昏暗,随着人流跑着,不时看到眼前,有碎纸片乱飞,也没在意,猛然脚下的一张纸吸引住我的眼球,放慢脚步细看,原来是一张10元人民币,赶紧捡了起来,抬头再往前跑,恍惚之间看到,前面还有几张,我停顿之时,前面的人流与我已距四五十米,不容多想,跑上前去,东捡西追,另几张10元也抓到手里,随即快步奔向检票口。

此时,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紧张,胸口呯呯乱跳,竟然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儿歌,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身处困境,就当伟人老人家的关心,救知青于危难之间,给予发放的困难补助吧。

上了车,车厢内一个乘客没有,空空荡荡,问乘务员才知,这辆列车是从北京至昆明,送北京知青到云南建设兵团落户的返程专列,途中应铁路局要求,在郑州接部分顺路乘客的。一个人坐一个车厢,横竖躺着都有富裕,舒服之极。列车起动了,折腾了一天多的行程,一旦静下来,深感到浑身疲惫,随着列车的行进,自己不觉,渐入梦乡。

清早六点多钟,列车到达目的地,出了车站,又再一次呼吸到了家乡的空气,啊!北京!我又回来了。正如多少年后的歌曲《北京、北京》里面唱的:“当我走在这里的毎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不能平静,……在这儿,我能感觉我的存在,在这儿,有我太多眷恋的东西……”。

虽然返回北京,但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还能容得下我吗?

一口气写完上文,不尽想到,民主先贤中山先生,将人群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可怜的我,在插队之初做了后者,比较前面的提到的个别同学,实在属于落伍。好在这以后,逐渐修练,自我觉醒,奋起直追,终于搭上了“后知后觉”这趟末班车,说来也是幸事。

最后,也恕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一句,当年的知青,无论多年以后,成了高官精英还是平头百姓,大多都有过几乎同时间的类似返城经历,想起也真是人皆非草木。想到此,不禁为我50多年前草率的从众行为,终于勉强找到了一丝自我解脱和安慰。

作者:姜华信,笔名北方,北京人,初中68届,延安插队,当过大学教师,做过行政管理,现退休。

来源: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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