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灯塔天下归心,宝塔光芒引四方北

窑洞长谈探讨新路

年7月，时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等人飞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数番长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后，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条新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灯塔延安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田。从年长征到达陕北，到年东渡黄河，13年的“延安时期”中，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多种改革与创造，为后来的执政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合影，前排左三为开明绅士李鼎铭

天下归心

宝塔光芒引四方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启合作抗日。经过双方谈判，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之下进行抗日，同时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

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很快成为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心之所向的圣地。巍巍挺立的宝塔，俨然是光明的灯塔，吸引着全中国的目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放胸襟，与各党各派精诚合作，统一战线成为制胜的法宝。在“三三制”的政策下，中共诚意团结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年11月，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陕北地区声望极高的开明知识分子、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被选为副议长，他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得到中央的采纳和毛泽东的赞许，后来他长期担任边区副主席。

延安为何吸引进步人士？中共与他们又是如何团结协作的？近日，李鼎铭之孙李燕军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延安故事。

眼见为实跟定共产党

李鼎铭先生是陕北土生土长的老派知识分子，是当地的知名乡绅。他原本与共产党没有交集，甚至有所疑虑，还曾因为儿子投身革命而威胁断绝父子关系。据李燕军介绍，祖父后来能够转变立场，和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主要是因为两件事：一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李鼎铭原本以为共产党必会杀掉蒋介石，结果却从抗日大局着想，释放蒋介石，让他深为感佩；二是自己的次子李力果在榆林中学读书时，接受进步思想，年背着父亲离家出走，参加国民革命，后来加入共产党。年，李力果去延安途经米脂，13年来第一次回家，父子促膝长谈，李力果向父亲详细介绍了国内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前途，让这个陕北偏僻乡村里的传统读书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建立政权后，大多数陕北人民才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和红军。李鼎铭起先仍处于观望状态，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定要弄清楚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当亲眼目睹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英勇抗日杀敌，干部作风优良，没有旧官僚恶习，和自己向来所秉持的人格气节、理想主张一致，他对共产党愈发亲近和信服，渐渐从心底里支持革命，支持共产党。

对于像李鼎铭这样名望甚隆的当地知识分子，共产党也积极争取他们的支持。尤其“三三制”确立之后，李鼎铭和一批党外民主人士真正参与到了政权建设之中。李燕军说，李鼎铭参政前曾宣布，共产党是好党，虽然我已经六十岁了，但决心跟定共产党。不仅李鼎铭，陈嘉庚、黄炎培等人到延安访问后，亲眼看到延安迥异于重庆的腐败消沉，都从心里接受了共产党。陈嘉庚直接得出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采纳精兵简政提案

年初，延安县中区五乡在组建征粮委员会时采用“三三制”的人员构成，收到良好效果，被中共中央推广。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指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并对“三三制”作了更详细的论述，即在机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只要不投降不反共，任何党派和个人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展现出巨大的包容性。

无党派的李鼎铭参政，便是“三三制”的结果。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和谢觉哉一起被选为副议长。当选后，李鼎铭发表讲话，对共产党能与非党人士精诚团结很赞许，希望化除成见，互相信任，“同力合作，干抗战建国的事”，同时也很有远见地提醒进行经济建设。11月20日，参议会进行选举，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

就是在这次参议会上，李鼎铭联合他人提出了著名的“精兵简政”提案。年是边区政府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贫瘠，老百姓生活穷困，日军加紧对延安及周边的轰炸，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包括部队、机关、知识分子等，延安一下涌入了7万多脱产人员，老百姓负担加重。李鼎铭忧共产党之所忧，就收集意见，联合其他人提出了这条提案。

提案在参议会上引起激烈讨论，不少人持反对意见，有的甚至怀疑李鼎铭的动机。但毛泽东敏锐地看中这个提议，不仅全文抄录，还批注“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经过大约两年的宣传和努力，边区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机构人员精简了三分之一，缓解了“鱼大水小”的问题,为延安这座灯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窑洞灯光点亮民族希望

抗战初期，在中国军队正面战场遭遇极大挫折之际，“亡国论”与“速胜论”一时甚嚣尘上。毛泽东早早认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时间的艰苦战争，提出“持久抗战”的观点。年，在延安凤凰山麓的一孔窑洞内，毛泽东写下了光辉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以极具历史性的战略眼光，预测并勾勒出抗日战争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指出中国地大物博，有支持长期战争的条件，得道多助，最终必将击败日本赢得胜利。

时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周恩来手上得到《论持久战》，读后将其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他还将此书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思想。

领袖运筹帷幄，将士则亲赴沙场。抗战期间，延安共有30余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抗日军政干部。他们从宝塔山下出发，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或凯旋，或马革裹尸，谱写了一首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从长征途中喊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到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从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奋力杀敌，到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坚决维护统一抗战大旗，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共同抵御外侮作为自己行动指针。

窑洞里的小油灯点燃了全民族的希望，延安的宝塔照亮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方向。

延安宝塔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精兵简政以外，为解决实际困难，延安边区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机关、学校、部队人员都要靠自己动手，开荒种粮，纺线织布，努力实现衣食自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亲自参与到大生产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王震率旅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垦为“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好地方，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延安灯塔吸引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随着他们的到来，延安的文艺气象焕然一新。但很多人从国统区来，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修养，在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种种问题。为端正文艺方向，年5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丁玲、萧军、艾青、何其芳等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参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得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政治标准为第一位，艺术标准为第二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推动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促进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联系群众，诞生了《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一直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