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安情老乡待我,恰似爹娘的疼爱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实践铸就了延安精神，现在或曾经战斗、工作、生活在延安，以及到访过延安的人们与之结下的深情，就是延安精神的实际传承。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网开设“我的延安情”专栏，旨在通过您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欢迎来稿！——编者

任建华插队所在的安塞县六联大队的知青合影

那年夏天，妈妈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经过确诊，终于让我为她近年来所出现的各种反常举止找到了病因。

那个充满自信、干练、热情、机敏的妈妈，自从患上这种病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知道，过去的那个妈妈离我远去了。

年1月，不满16岁的我要去延安插队。爸爸和妈妈没有阻拦。我成天忙着和同学、朋友聚会告别，白天晚上不着家。插队时穿什么、带什么我一概不用操心，有妈妈呢！临行前的一个夜晚，睡梦中的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看见妈妈伏在我的枕边。妈妈发现我醒了，她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转身就走了。那一刻，我看见妈妈在悄悄地抹泪。那一年，妈妈才37岁。

我插队的地方在安塞县一个小山村。我生性乐观，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坦然地面对一切。我认为，只有勇敢地面对插队生活，才是真心实意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四年多，我吃了不少的苦，经受了许多人生的磨炼，但我很少掉泪，即便是生病，也绝不以软弱示人。

插队的小山村挺美的

时年还不满16岁的我远离北京，对家的眷恋和对家人的思念自然不言而喻。我总盼着乡邮员或赶集的乡亲隔三差五地能给我带来一封家信。平时，是爸爸给我写信，告知妈妈和弟弟妹妹的近况，嘱咐我要好好接受劳动锻炼，注意和乡亲们搞好关系。而我的回信常常是报喜不报忧。

有一年，我得了疑似克山病，写信的口气有些平淡，爸爸和妈妈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不久，我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还夹着半张信纸，上面只写着一句话：“小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妈妈想你。”看着这半张信笺，想起常不写信的妈妈在千里之外，给我写了这么一句充满牵挂、充满母爱的信，我顿时眼泪直流。

从小我就有一个毛病，只要发高烧，就做噩梦。有时梦见我睡在火车头的车厢里，蒸汽锅炉门一开一合，吐着火舌，我就开始拼命地挣扎，后来，还是被人抛下了火车……梦到这里，我总会被吓醒。但每次当我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妈妈和爸爸在焦急地呼唤着我，问我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后来插队到农村，我也曾发高烧，做噩梦，每次惊醒时，转身一望，身边没有妈妈，我即刻感到一种孤单。

患了病的妈妈已经离不开人。她不能独立生活，经常丢三落四，只要东西找不到，就怀疑被人偷了；她幻视幻听，对人缺乏信任感。大热的天，她还要穿好几件衣服，而且常常是前后反穿，上下错扣，甚至将脑袋从袖口里探出来；但她又极自尊，干任何事情都坚持自己做，不假他人之手。

妈妈的记忆已经支离破碎，当她谈起往事时，我甚至不能理清她说的是事实还是她的臆想。有时，我俩聊天，她最爱讲我在延安插队的故事。没想到她讲的这些故事都是真的。这些故事是我讲给爸爸和妈妈听的。妈妈到了这把年纪，将许多往事都讲得颠三倒四，却将我插队的故事还记得这么清楚，讲述得这么有条理，这让我感到惊奇。

第一封平安信

现在，每当在电视里看到打腰鼓的镜头，我就会想起我插队的安塞县，想起砖窑湾公社石马科村。记得我们刚到村子的第一个晚上，看到土窑洞里一片漆黑，我们感觉到很不适应，于是，大家轮流趴在土炕上，在三盏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和四支手电筒聚成的光环下，给远在北京的父母写平安家书。我在信中写道：

“我们从铜川乘坐着带篷的卡车向延安进发。沿途看到的是一片白雪。道路两边的树干上挂满了冰凌，晶莹剔透。我们的眉毛、口罩和帽檐，因为从口中哈出的热气而结上了白霜。我们就好像走进了水晶宫。当我们看见一条不知名的河流时，就高唱‘手捧延河水，眼望宝塔山……’汽车驶进了延安城时，我们看见了真正的宝塔山，大家兴奋不已，一起朗诵贺敬之的《回延安》。”

“从砖窑湾公社下车到石马科村还有15里路，山路很窄、很陡，路面覆盖着白雪。我穿着塑料底棉鞋，一步一出溜，步步有惊险。后来是迎接我们的生产队长拉着我，一步一挪，才走到村里。”

“这里的老乡们特好。他们待人很真诚。把我们女知青叫‘碎女子’，把男知青叫‘小后生’。他们说：‘毛主席身边来的这些年轻娃娃，在我们这拐沟圪啦受苦，真恓惶哩。’”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看了我的第一封信后就哭了。她说，你信中所说的不像是去插队，倒像是去旅游，还“走进水晶宫呢”。妈妈将这封信保存了好多年，现在不知被她藏在了哪里。

恰似爹娘的疼爱

和任滨（右）天黑前上山砍柴被大家寻找

到石马科插队半年之后，我们渐渐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不断地磨砺中，努力去当一个合格的新式农民。

记得那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和任滨带着绳索和斧头上山砍柴。走出四五里路，天就黑了。当时，我俩想：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于是，我俩到了山上之后，不管干湿，摸黑胡乱折砍了些树枝，约莫折砍得差不多了，便将柴一捆，互相招呼着，一前一后摸黑往回赶。半路上，我们突然发现路边立着一个黑乎乎的影子。这该不是遇上了狼！壮着胆子，我们慢慢靠近之后才发现，是半截树桩，于是，我俩放声大笑。黑黢殿的山里，伸手不见五指。方圆五六里地无人烟，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真的不怕吗？说实在的，怕！

快下山时，我们看见对面山上有一束束火把，还夹杂着手电光，时不时地传来嘈杂的呼喊声，好像是喊我俩的名字。原来，社员们收工回来，队长听说我俩上山砍柴去了，直到现在还没回来，他着急了，顾不得吃饭，叫上全村的男人找寻我们。我俩在大伙的簇拥下回到村里，进村后，队长只说了一句：“饭后开会。”开会已是夜里。在会上记完当日的工分后，再议了些啥我根本就没听见，早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最后，只听见队长又说了一句：“明天一大早，男人们都带上绳斧上山砍柴。”说完就散会。

第二天出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打歇时，看到地头没有往日那些吸烟或打盹的身影，男人们都砍柴去了。老梢林里树多，全是正经木柴，随便砍一捆柴也有多斤。老乡家一般在冬季就要砍够一年用的柴，哪一家门前堆起的柴都够烧两年呢。夏天苦重，人们就不再多受这些累了。也就是我们这些知青，不懂得节省过日子，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烧完了队里给准备好的本来够烧一年的柴。

到了傍晚，男人们每人背着一捆柴回了村，所有的人全拐到我们住的窑洞前，包括那些小后生们，他们利落地把柴卸了下来，瞬间，黑黢黢的一垛柴墙立起在硷畔上，足足有七八千斤吧。他们把柴火给我们码放好，笑一笑转身就走了。这场景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一时竟没反应过来。队长自责地对我们说：“这阵子生产忙乱，没有照顾好你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以后有难处要言传（告诉）。”

回乡时和队长及他的小孙子合影

那时，一捆柴如果背到集市上，能卖好几块钱呢。我们赶集时，经常看到有人背着柴去卖，以此来贴补家用。只因为心疼我们这些北京娃，村里的男人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给我们砍了那么多的柴，而我们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他们转身就走了。而所有的指示只是队长那一声：带上绳斧上山砍柴。

聊起这件往事，妈妈对我说：明明是你们给人家添了麻烦，怎么还成了人家对不起你们？陕北老乡真善良！他们对待你们，恰似爹娘的疼爱。临了，妈妈还说要我陪她去延安看一看，一定要当面感谢村里的老乡。听到这里，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告诉时而明白、时而糊涂的妈妈：面谢已经不可能了。当年为我们砍柴的那些大叔们大都去世了。想起他们我心里万分难过。

爱的传递

20多年前，一群男孩在路边玩耍。我正巧经过，上小学的儿子看见我，大声喊我。有个孩子的腿被裸露的铁管划了个大口子，伤口脂肪被揉得收缩了，露着白花花的肌肉。我和同行的朋友二话没说，急忙医院。我询问孩子的姓名和他父母的电话，想着怎么能联系到他的家长。出租车司机听到我和孩子的对话后，才明白我和孩子并不相识，下车时，司机说什么也不收车钱。医院急诊要交元押金，否则不给手术。我身上只带了元钱，经过交涉，医院确认我是见义勇为，留下我的工作证、身份证做担保后，才把孩子送进手术室。

医院，回到家里。从外边听到这件事情全过程的儿子不干了，他责怪我说：“妈妈，医院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替他付钱，我又不认识他，听说他父母是在北京打工的农民，我们垫付的钱还不上咋办？”那时，儿子还不到10岁，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已经造成了他对别人的不信任。听儿子这么一说，我一时竟无语辩驳。这时，我的老妈看不下去了，说了一句：“农民怎么了？你妈还当过农民呢！人总比钱重要吧！垫付的钱真的不还就当捐款了。”后来，那男孩的父母辗转找到我家还了钱。你甭说，经过这件事后，儿子似乎对社会和人也有了信任，他帮助别人干事还挺主动。

年前，我陪伴妈妈出门散步，路上偶然遇到了这对父子。父亲向儿子介绍：还认识吗？这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位阿姨。多年不见，当年的瘦弱少年已经年过三十，他长得高高大大。小伙子很激动，连声向我致谢。这位父亲告诉我，他的儿子现在在韩国工作，已经当爸爸了。他儿子现在也主动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这些话，我不知道妈妈是否听明白，她只是愉快地笑着，口中还不停地念叨：好人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的！一听这话，我又想起插队时的点滴往事。

年，回延安种树参保护母亲河行动

那个时候，村里经常会来要饭的。赶上饭点儿，村民们总会盛碗饭菜，给要饭的吃，过了饭时，也会舀上半碗米或掰块窝窝头给他们。但我们对此却不以为然，总认为这些乞丐都是懒汉，从不施舍给他们。每逢这时，村民们就告诉我们：“要饭棍棍难拿也难放。拿起来没脸了，不劳动来年还没粮吃，所以，讨饭棍也难放下。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走这一步。人世间不就是你帮我、我帮他吗？世事无常，只求将来咱遇上啥事，也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其实想来，当年延安的乡亲们心疼我们、帮助我们，他们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个人目的？那时我年轻，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这些朴素的教诲似懂非懂，然而，这些话语却铭记在我的心里。

此刻，妈妈坐在我的身边，一声不响。她像个小孩子似的看着我在整理稿件。突然，她又开口问我：“你什么时候去延安？”我一愣。她又说：“我知道你现在给延安写书呢，你干脆现在就带我去一趟延安吧，你们‘老家人’叫了你好几次了，我陪着你去那里看一看吧。”我无奈地看着妈妈，被她莫名其妙的话语逗笑了，当时心里一热。原来，妈妈早已把安塞说成是我的“老家”，把我当成延安人了。

第一次回乡见到当年的学生们，簇膝围坐半夜舍不得离开

任建华，女，年生于北京，年1月赴安塞县砖窑湾公社六联大队插队，年8月离开延安，退休前供职于中国兵器集团某研究所。

（本文选编自《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