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南泥湾途中》67×67cm年中国美术馆藏
《南泥湾途中》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一行军队身背行李，手持开荒工具，在蜿蜒曲折的屯耕道路上艰苦行进的景象。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表现当年八路军进入南泥湾垦荒行军途中的一个场景。作品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表现出黄土高坡中的原始自然生态。此时的石鲁已经完全驾驭了表现黄土高原的各种环境的景致了。正如他所说的：“特定的内容要求相应的形式，这种形式属于这个内容，穿别人的鞋总是不合脚。我要有我法，但我法又要与古法的一般规律特点相通，也就是要符合艺术形式美的法则。”
石鲁《延河之畔》98×99cm年
《延河之畔》
宝塔山因曾是“红都延安”的标志，成为许多诗文、绘画作品描绘的对象。一九四零年一月，石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圣地延安。后来，他常把宝塔山当作符号画进他的画里，如《宝塔葵花》《延河之畔》《延河塔影》诸作品。在《延河之畔》中，画面的方与圆、曲和直，以及高原山体的稳重和水波环绕形成的动感都有效地为画的主题服务。色彩上，石鲁用红色画出高原山体和宝塔与红领巾的儿童隐含的象征性来呈现着浪漫的革命情怀。
石鲁《延河归牧》×68cm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十多年前，石鲁同志总结创作经验时，经常谈到的两句话，我认为它对从生活到艺术构思这个环节，有很重要的意义。
婚姻自由这个题材，是人们都熟悉的生活事件。但是，作为造型艺术的构思——也就是构图来看，如果你没有找到恰当的、可视的、从视觉通向思想的生活形式，那么，你就只能叫作一般的熟悉，并不能形成绘画构思。
一九五三年，石鲁同志准备表现这样的主题，开始一个阶段，他就处在前一种情况，他正积极探索一个恰当的形式，但是，却得不到解决。
一天，他骑车上街，一个送葬的行列——哭泣的人们跟随在棺后，顿时给了他一个启示，使他联想到农村的人们以满意和羡慕的心情看新婚夫妇时的情景。这使他的构思进程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即突然具有了生动的、可视的、而且可以体现思想的鲜明的生活形象。他称这为“受孕”，或者叫“借尸还魂”。从“受孕”到作品完成，当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这已经成为创作的享受，决不是为图解不好概念而苦恼了。
石鲁《走马过雪山》年这里可以引出两点：
一、如果他根本不熟悉这种生活，送葬的行列对他将是无用的。因此，深为基础。
二、适合造型艺术的生活形式，并不是经常的、大量的呈现着。如果你为了表现这个主题，专门去深入，去跟踪追击，也许可以找到，但也未必；因为形式不一定处处直接体现内容。因此，画家要经常保持对各种生活的敏锐感觉。送葬与“幸福婚姻”虽然毫无内在联系，但却启发了作者，使那埋葬在他记忆深处的印象忽然闪出了艺术的光彩。因此，他不赞成“守株待兔”，而主张“漫天撒网”。
五十年代初，石鲁同志曾多次去藏区体验生活，写出了“暴风雨中的雄鹰”。他长途跋涉，迢迢千里，没有火车、汽车，只能骑马或者步行，他深感行路之难。他深刻理解，天兰路通车后，将给藏族人民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
石鲁《小溪放鸭图》79.8×53.5cm年发表于年《中国画》第5期9页
他也曾创作过几幅表现铁路建设的作品，虽然效果也好，但是，对《古长城外》来说，称之为它的酝酿或演习，也未尝不可——那时，他还不断追求更好地表现这方面的主题。
他时时不忘研究生活。一次，他又坐火车去甘、青，猛然间，当他瞥见西行列车，冲破古老的长城，驶向大西北时，他兴奋了，他如获至宝！他久已酝酿的构思形成了，有了独特的、可视的艺术形象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种可贵的生活形式，稍纵即逝；如果只有到了施工现场才开始深入生活，那就可能落空。对于那些不知道各种生活现象与内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来说，即使看见，也会无动于衷，也就等于“视而不见”了。
这又证明了，“深为基础，漫天撒网”是对的。
石鲁《丰收小景》75×51cm立轴纸本水墨不用说，延安的革命生活，石鲁同志是十分熟悉的。他热爱它，因此，解放后，他还不断去那里，对革命年代的生活进行再咀嚼，他画过许多习作。一次，我们一同到枣园写生，有些同志都画了主席故居的全景，他怎样画的，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某日黄昏，在延河边漫步，忽然间，电灯亮了，窑洞里的灯光倒映在水里，他好像比我们更兴奋。过了不久，《东方欲晓》这幅创作完成了。不知石鲁同志是不是把河里的灯光移到主席住过的窑洞中去了；如果是这样，这就叫做“迁想妙得”，也不外乎“漫天撒网”。生活不负有心人。多次的实践对造型艺术构思的规律，或者说，规律之一，在石鲁同志的脑子里，进一步肯定了，他运用得更熟练了。
石鲁《小米胜利之果》69×34cm年我想用《转战陕北》来结束这个短文。
我认为，这幅画不仅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在所有表现主席的作品中，也是最好的一幅。
毫无疑问，这个场面，他是没有见过的。那么，这个构思——构图的核心是怎样形成的？这一可贵的刹那，是怎样得到的？我断断续续地琢摸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从特定的角度看，群山中的宝塔，类似这个场面。我又想过，就我所记，他曾画过不少宝塔，各种角度都有。后来我又设想，他曾坐飞机去过延安，可能俯视下来，更像这个构图。因此，我猜想，这幅作品构思的契机，是在飞机上得到的，或者说，是从宝塔上得到启发的。然而，我没有问过他。
最近，到医院，说出了我的猜想，石鲁同志未加否认，他说：“好多印象形成的。”如果我可以妄加论断，肯定我那个猜想是对的话，我认为，从各种各样的生活和自然现象中，得到构思的启示，不仅是容许的，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这决不是玩把戏，而是从这种形式中得到自己创作所需要的那种形式——构图的启示。离开“深”、深刻的理解，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同样，把构思的道路规定为笔直的一条，要想“狭路相逢”，机会实在难得！
因此画家必须深刻熟悉与理解生活，同时，他还必须思路广阔，充满创作的活力，不放过任何值得注意的生活现象，这样，英雄将大有用武之地。
用石鲁同志这几幅创作的来龙去脉和国内外一些成功的经验相比较，我认为，他们有共同之处。因此，我还要再次重复：“深为基础，漫天撒网”，这样来看待造型艺术从生活到构思的过程，是带有规律性的，值得我们参考。
（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
石鲁《东方欲晓》83×68cm年中国美术馆藏
选自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美术通迅》年6月第3期
本文刊载于艺术品鉴杂志年12月刊《百年石鲁》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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