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精神都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延安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培育形成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情操。 毛泽东当年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规定的办学方针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是党高举抗日救国、民族独立的大旗,使延安成为全中国最进步、最革命、最民主的革命圣地。 在当年,“到延安去!”是一代青年的心灵呼唤和强烈愿望。仅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就达名。一批上海青年曾宣誓:“打断骨头还有肉,割了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有两位十六七岁的女青年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从家乡四川和安徽徒步来到延安后,对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说:“怎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几个月,又累又怕,可是一想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父母亲,想到去延安就能找到共产党、毛泽东,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柯棣华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的岁月里生活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终于从共产党人身上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曾任抗大、泽东干部学校、延安民族学院教员的王仲方是年来到延安的。他曾动情地说:延安是母亲,她用小米和延河水把我们哺育。延安是熔炉,她用思想的火焰把我们锻炼成钢。延安是灯塔,她的光芒指引我们走向胜利和解放。延安是圣地,是我们永远崇拜、永远向往的地方。 延安时期,在同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斗争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宏大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语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经过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使全党真正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准则和思维方式,清除主观主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中央专门成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任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并于年8月1日向全党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先后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如张闻天同志就于年1月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并向中央写出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他深切地告诉大家:“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他认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延安时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使党的队伍得以发展壮大,党的事业呈现勃勃生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必然要求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也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党才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党的一切活动才有意义。延安精神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延安时期不论党的领袖群体还是广大党员和干部,都争做人民的勤务员,以“甘为民仆耻为官”的价值追求,在人民群众中塑造了令人称道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崇高形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张贴在床头的座右铭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就是对林伯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风范的生动写照。林伯渠个人的生产计划被一位美国人发现并抄写,后来这个美国人又来到了延安,亲眼看见林伯渠种的菜和节约的衣服,他信服了。有一天傍晚,这位美国人在延河边散步,看见一个青年挑着一担马草从小路上走过来,后面跟着个戴旧草帽的老头,也背着一捆马草,走到跟前他发现是林伯渠,他张开双臂,放开嗓门,对林伯渠喊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体现了共产党人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优秀品格,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使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不懈奋斗的风范与斗志。 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陕北采访中共领导人时,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毛泽东住着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着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耳朵上戴着用麻绳系着一条腿的眼镜,他发现了共产党人身上具有的巨大力量,他称其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第旅作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和旗帜。第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以“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英雄气概,在短短的三年中就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由于战士们起早贪黑的劳动,使得第旅制定了“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劳动纪律。 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灰心丧气、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情。唱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女大学员、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说:“物质生活艰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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